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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安迪生与周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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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商人安迪生(左)佩戴政府颁发的勋章,显示其在帝国和民国两个时期对于公共事业的贡献。他有关政治的言论表现了他的直率性和原则性。银行家周作民(右)是安在商会政治中的对手。他比安小一辈,作为一朵在更趋复杂的民国财政金融结构中的“幸运玫瑰”,周作民以其政治手腕的精明和圆滑而左右逢源。采自Who’s Who in China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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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京师商会似乎一改以往卑躬屈膝的姿态,在一位名叫安迪生的珠宝商领导下,凭借内政外交的政治形势以挑战当局。商人们参加了由学生主导的五四运动,抵制扰乱金融的政府财政政策。(24)在商会作为全市性组织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安迪生不仅摒弃过往取悦政府官员的策略,还将商会内部赞成全市大联合并代表经济精英的支持者与对这种动员方式感到恐惧的人彼此间的紧张关系表面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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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安迪生初次当选商会会长,此时他已50岁(见图12)。安迪生出生于北京东南的香河县,自幼习得儒家经典教育,曾通过科举考试,1902年供职于颇有清誉的翰林院。(25)两年后,(26)被清政府以候补知县分发到有20个州县的顺天府。辛亥革命之后,他当选或被任命而供职于多个部门。1918年8月,他就任商会会长的同时,还获选进入县议会。他在离京回乡的第七年,也就是1934年,还被选任为香河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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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是京师商会的创立者之一,还担任京师劝工陈列所董事。通过与新政拉上关系,他安稳地度过了清民鼎革,地位和职务毫发无损。加入晚清从商会、警局到新设国家各部乃至军队的现代化事业的人数颇多,安迪生也非例外。在他的领导下,珠宝行会的规模在10和20年代得到了增长,而其他贵金属行业,例如金铺,则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有减无增。(27)他运用其独创的宝华蓝工艺制造了大量精美奢侈品,受到了洋人和民国新贵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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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迪生的领导下,商会向政府和两家与政府关系颇近的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前大清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施压,要求他们采取行动以监管当地货币市场的纸币发行。北京多家银行都有政府颁发的纸币发行执照。1916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单方面停止兑现所发行的纸币。在由此导致的金融恐慌中,农民们担心收到不稳定的货币,而不把粮食运往城市。(28)1918年,京师商会恳请政府用国家债券兑换纸币,并把这些贬值的纸币在天安门外公开销毁。(29)到1919年12月,纸币贬值已超过50%。政府将之归咎于投机倒把分子,商会则将之归咎于银行官员。在一次商会特别会议上,商人们通过决议,威胁说要起诉两家银行的顶层官僚,除非他们采取措施兑换纸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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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与此同时,安迪生领导商会,抨击政府在巴黎和会的毫无作为。就在五四学生运动开始的第二天,安迪生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商讨外交危机对策,并且通电各地商会,呼吁组成爱国统一阵线。(32)两周后,商会开会商讨抵制日货,安迪生提议应进行经济制裁,并对违反禁令者进行处罚。(33)根据自己在景泰蓝生意上与日本人和洋人竞争的经验,安迪生提出在北京成立一个支持国货的社团。那些和安迪生持相同政治观点的商人们,对洋货竞争有着很高的商业敏感性,他们期待并热烈响应了五四运动所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潮。和安迪生一样,绅商精英们出于谨慎和地位相近的缘故,曾追随清朝和民国政府的领导,现在他们发现,北京官员原来鼓励的民族主义方针,已经被当权者的政策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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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2.5万多家商业机构中,只有17%作为个体会员或因从属行会而隶属于商会。(34)虽然在1920年代,商会组织在规模和包容性上不断扩大,但它依然只代表了商人社区的冰山一角。因为商会所代表的是远远大于其实际会员数量的商人群体,所以像安迪生这样的商会领袖在制定政策时所要面对的受众,会从具有共同利益取向的行会成员、专业商业人士扩散到人数更多的各色小商小贩(见图13和14)。每个入会的行业、行会或机构派1至8名代表参加商会会议。某些特定行业,如银行和一些公司的代表人数可超过这一约定俗成的名额。只有这几百名代表才有资格投票选举理事或担任职务。而只有理事才能选举会长和副会长。原定两年改选一次,然而,由于主动辞职或丑闻,1920至1929年总共举行了10次选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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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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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粮食和蔬菜小店。夜晚店的前面会上板关闭,而白天开店时,货品可以陈列到街上。车夫在外面下载大豆,伙计则在没有窗户的阴暗的店里工作。像这种典型的商店,从一些特定的掮客那里批货,再转卖给零售小店或小贩,最后卖给普通民众。结果,一桩蔬菜、粮食、猪肉或其他货品的交易,要经过几道批发和零售的手续,各有其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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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会中,行会或其他组织的会员身份,(36)并不意味着能保证获选理事。就算某组织代表团人数众多,甚至采取分组投票的方式,也无法保证其代表能在理事会获得一席之位。每次选举,理事当选的起码票数虽略有不同,但从未低于40票。1918年,新式银行家们拥有30个代表席位,但无一人当选理事。如要当选,代表们必须寻求本团体或本行会以外代表的支持。若要蝉联席位,他们必须能孚众望或声誉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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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安迪生轻松连任商会会长,在理事会的劝说之下,(37)他同意连任。(38)对停兑风潮和五四运动的应对使他在商会中的支持度一跃至顶峰。安会长还对商会人事结构进行了现代化调整,修缮了总部大楼,创办了商业图书馆,为会员开了夜校,进行了价格调查,并利用媒体来宣传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39)安迪生作为民间领袖和城市管理者的一言一行以及他作为商人政治家的表现,看上去简直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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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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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花生糖果小贩,大清早在城门附近的露天市场上批进货,一条街一条胡同地叫卖。限于资本,街头摊贩只能做些小生意或自食其力。虽然不像直接隶属某行会某商会的商人那样受人尊敬,这些小摊贩依然得关心像税捐、公共秩序、钱价波动之类商人团体关注的基本问题。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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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他成功连任之后不到一个月,安迪生就因挪用商会资金而十分丢人地锒铛入狱。(40)3月6日,警方调查人员指控安迪生、副会长殷海阳以及商会一名35岁的会计盗用了部分为偿还1911年借款所筹集的银两。殷曾是煤业行会领袖,他还面临另外一条指控：贩运鸦片。(41)安迪生若之前并未察觉,那此刻他也该认识到,他的激进主义已经为他树敌不少。反对他领导的组织、团体和个人非常多,他们落井下石,夺走了安迪生的会长位子,并从中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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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对政府外交和经济政策的攻瑕指失,使其成为由安福系所操纵的北洋政府的眼中钉。(42)当民国进入军阀阶段时,各路军阀、官僚和政客集团,例如安福系,竞相争夺袁世凯在他死前所积累下的权力。1919年,政府曾试图解除天津商会会长的职务,因其积极领导商人参加五四运动,但最终没有成功。(43)据安迪生自己所言,在他第一个任期时,正值“安福系盘踞膨胀势力”,而他“赋性憨直”,公开反对这些背叛国家的“罪奸派”,因此才遭到报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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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反对投机商和银行管理层的活动威胁到了银行业的利益,他们因财政币制紊乱而获利。安迪生和殷海阳被解职之后,取而代之的都是银行家。新会长袁保三是一位开金银铺的旧式银行家。(45)虽然有些旧式银行家也许表面上支持安迪生稳定当地货币市场的努力,但确实另有些人参与了投机。副会长周作民是掌控交通银行的交通系成员。(46)他的后台是五四运动中臭名昭著的曹汝霖。(47)袁保三和周作民两人,均被称为“北京金融界之最有势力之人物”。(48)由于周作民与全国性政治团体以及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关系,一名当地记者曾总结道,此次领导层的更替意味着虽然在安迪生和殷海阳任期内,(49)商会有着“纯为商人”的特征且“毫无官僚气味”,但现在它已为“官僚所指使”。(50)在一座“承担政府职能且挤满了官员”的城市中,银行家和官员们挫败了安迪生使商人步向独立之路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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