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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2.5万多家商业机构中,只有17%作为个体会员或因从属行会而隶属于商会。(34)虽然在1920年代,商会组织在规模和包容性上不断扩大,但它依然只代表了商人社区的冰山一角。因为商会所代表的是远远大于其实际会员数量的商人群体,所以像安迪生这样的商会领袖在制定政策时所要面对的受众,会从具有共同利益取向的行会成员、专业商业人士扩散到人数更多的各色小商小贩(见图13和14)。每个入会的行业、行会或机构派1至8名代表参加商会会议。某些特定行业,如银行和一些公司的代表人数可超过这一约定俗成的名额。只有这几百名代表才有资格投票选举理事或担任职务。而只有理事才能选举会长和副会长。原定两年改选一次,然而,由于主动辞职或丑闻,1920至1929年总共举行了10次选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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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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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粮食和蔬菜小店。夜晚店的前面会上板关闭,而白天开店时,货品可以陈列到街上。车夫在外面下载大豆,伙计则在没有窗户的阴暗的店里工作。像这种典型的商店,从一些特定的掮客那里批货,再转卖给零售小店或小贩,最后卖给普通民众。结果,一桩蔬菜、粮食、猪肉或其他货品的交易,要经过几道批发和零售的手续,各有其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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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会中,行会或其他组织的会员身份,(36)并不意味着能保证获选理事。就算某组织代表团人数众多,甚至采取分组投票的方式,也无法保证其代表能在理事会获得一席之位。每次选举,理事当选的起码票数虽略有不同,但从未低于40票。1918年,新式银行家们拥有30个代表席位,但无一人当选理事。如要当选,代表们必须寻求本团体或本行会以外代表的支持。若要蝉联席位,他们必须能孚众望或声誉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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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安迪生轻松连任商会会长,在理事会的劝说之下,(37)他同意连任。(38)对停兑风潮和五四运动的应对使他在商会中的支持度一跃至顶峰。安会长还对商会人事结构进行了现代化调整,修缮了总部大楼,创办了商业图书馆,为会员开了夜校,进行了价格调查,并利用媒体来宣传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39)安迪生作为民间领袖和城市管理者的一言一行以及他作为商人政治家的表现,看上去简直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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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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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花生糖果小贩,大清早在城门附近的露天市场上批进货,一条街一条胡同地叫卖。限于资本,街头摊贩只能做些小生意或自食其力。虽然不像直接隶属某行会某商会的商人那样受人尊敬,这些小摊贩依然得关心像税捐、公共秩序、钱价波动之类商人团体关注的基本问题。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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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他成功连任之后不到一个月,安迪生就因挪用商会资金而十分丢人地锒铛入狱。(40)3月6日,警方调查人员指控安迪生、副会长殷海阳以及商会一名35岁的会计盗用了部分为偿还1911年借款所筹集的银两。殷曾是煤业行会领袖,他还面临另外一条指控：贩运鸦片。(41)安迪生若之前并未察觉,那此刻他也该认识到,他的激进主义已经为他树敌不少。反对他领导的组织、团体和个人非常多,他们落井下石,夺走了安迪生的会长位子,并从中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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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对政府外交和经济政策的攻瑕指失,使其成为由安福系所操纵的北洋政府的眼中钉。(42)当民国进入军阀阶段时,各路军阀、官僚和政客集团,例如安福系,竞相争夺袁世凯在他死前所积累下的权力。1919年,政府曾试图解除天津商会会长的职务,因其积极领导商人参加五四运动,但最终没有成功。(43)据安迪生自己所言,在他第一个任期时,正值“安福系盘踞膨胀势力”,而他“赋性憨直”,公开反对这些背叛国家的“罪奸派”,因此才遭到报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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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反对投机商和银行管理层的活动威胁到了银行业的利益,他们因财政币制紊乱而获利。安迪生和殷海阳被解职之后,取而代之的都是银行家。新会长袁保三是一位开金银铺的旧式银行家。(45)虽然有些旧式银行家也许表面上支持安迪生稳定当地货币市场的努力,但确实另有些人参与了投机。副会长周作民是掌控交通银行的交通系成员。(46)他的后台是五四运动中臭名昭著的曹汝霖。(47)袁保三和周作民两人,均被称为“北京金融界之最有势力之人物”。(48)由于周作民与全国性政治团体以及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关系,一名当地记者曾总结道,此次领导层的更替意味着虽然在安迪生和殷海阳任期内,(49)商会有着“纯为商人”的特征且“毫无官僚气味”,但现在它已为“官僚所指使”。(50)在一座“承担政府职能且挤满了官员”的城市中,银行家和官员们挫败了安迪生使商人步向独立之路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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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他们两人的警察也是这个高高在上的官僚系统的一分子。警察局也参与了有关1911年银款的争论。因为1912年兵变造成的毁坏,民国政府展缓了清政府当年借款的偿还计划。(51)北京的商人们已经在1915年偿还了一部分钱款,而在1919年,政府重新施压要求全额偿还。(52)警局经过财政部同意,利用这笔还款为贫民开办慈善工厂。尤其是警察队伍中旗人居多,他们希望借此来帮助贫苦的旗人。(53)为城市贫民建立新工厂还有助于警局增设福利机构和服务网络。另外,安迪生还断言警察总监吴炳湘忌恨自己,因为他自己曾积极投身五四运动,而吴炳湘则是安福党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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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警察和银行家合谋反对安迪生和他的同事,但是逮捕的时机却与行会对安的政策的抨击以及一位商会关键理事的敌意不无关系。审判安迪生时所公布的证据表明,他动用了筹集的偿还1911年贷款的资金用于商会日常开销和他的特殊项目。(55)虽然法庭最终判明,有关安迪生等人巧立名目、蓄意挪用商会还贷资金以谋私利的指控不能成立,但无须奇怪,警察发现自己觊觎已久的欠款被暂时用于他处,就当场逮捕了安迪生、殷海阳和他们的会计。警方早就怀疑其中必有玄机,因为商会的下属行会之前曾向当局举报。(56)五四时期开创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人们利用报社泄露的消息来攻击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谈判立场,(57)按照这一模式,行会的指控也发给了报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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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代表受高德隆理事之邀,在逮捕行动当日来到了商会办事处。(59)高德隆既是理事,又是“账务干事”,负责确保商会亏欠或持有的债务在三大年度节庆之时得到清偿,此乃商界惯例。就在连任之前,安迪生根据干事和理事不得连任两届的商会规则,要高德隆下台。该会规之前并未被严格遵守,加上安迪生的性格和公事公办的刻板态度,显然触怒了高德隆。(60)或许他会觉得安会长至少对他掌握的账册已经有所防范,高德隆为安迪生设下了圈套。因为财政部曾同意1911年借款的还贷资金由警方接管,高德隆显然无中生有地通知警方钱款已经凑齐,随时可取,但这当然并非事实。结果,3月6日警察来到商会时,早已被先入为主的谣言和行会指控弄得疑心四起,同时也对高德隆和财政部的消息满怀期望。在这种情况下,安迪生再如何向警察作无罪辩解,也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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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被捕之后,他的支持者,特别是珠宝业同行和来自他老家香河的商人,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想组织商会下属的行会进行罢市以示抗议。(61)但是安迪生的朋友们遭到了行会人士的反对。他们不满安在担任会长时把持商会事务,独断专行,认为他的被捕,与整个商界利益无关。就连那些不是商会会员但却对安迪生颇有微词的商人,也起来反对。逮捕发生三周以后,城里70余家妓院的老板上书警方,指控安迪生挪用了四千数百元的乐户捐款。这笔钱原本应作为“花市”地方的道路修缮款,而且商会收钱时也是这么答应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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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的巨大权势,一度能从他的会长办公室辐射至政府、警察和其他法团,(63)还能影响商会和整个商界,顷刻间土崩瓦解,被对手逼到了只有同行会和老乡还站在他这一边的境地。他曾推动将商会改造为一个促进抗衡政府的民族主义和维护商人利益的有效工具。这一大胆尝试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他赢得了自由媒体的赞誉。但是他的激进行动却使那些谨小慎微的同事们坐立不安。他们把带点自律和自主的顺从看成是治安和赚钱的关键。一旦安迪生遭到攻击,这些人原本对其成就的骄傲,便屈服于对安福党淫威的恐惧,进而为其激进政策和充满活力的领导风格所造成的代价和风险愤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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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正当安迪生和另外两人在狱中沮丧之际,安福系在短暂的直皖战争中败下阵来。政权的更迭意味着安迪生的案子将在人们普遍认同他所申诉的自己是政治阴谋受害者的背景下进行审理。8月,安、殷及其会计一案开庭,法庭宣告指控其挪用公款罪不能成立。(64)一位记者指出,“司法界不受势力方面之牵制”。(65)前副会长殷海阳因贩运鸦片被罚款80元。当地报社也因时局变换壮起了胆子,把安的逮捕描绘成了官僚与军阀阴谋的产物。(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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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无罪之后,安迪生便着手夺回会长之位,要赶走银行家袁保三和周作民。他将自己无罪释放的消息通电全国各大议会、团体和商会。(67)安迪生将自己形容成一位欲与过去贪污腐败和依附政治决裂而遭到迫害的改革者。他声称,商会自前清政府建立以来,商人们就唯政府是从,从无“团体自动”立场。(68)这种政治依附状态虽因近年“知识进步”而有所改观,(69)但是商会“少数分子”勾结政府中的“卖国集团”,企图取消由安迪生所奉行的进步独立政策。最后他质问：“法律何在?民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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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安及其支持者的压力,袁和周在1921年2月递交了辞呈。(70)然而商会理事们在去年曾几乎一致推选安和殷为正副会长,又一致罢免他们的职务,把票投给了袁和周,现在自然难以异口同声地接受这份辞呈。因此安迪生夺回会长职务的尝试失败了。袁和周当然知道,主动辞职是保住地位的最有效之举。这一举动不仅会让人们担心商界群龙无首而乱作一团,同时还使人们对安迪生咄咄逼人的政策回归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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