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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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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花生糖果小贩,大清早在城门附近的露天市场上批进货,一条街一条胡同地叫卖。限于资本,街头摊贩只能做些小生意或自食其力。虽然不像直接隶属某行会某商会的商人那样受人尊敬,这些小摊贩依然得关心像税捐、公共秩序、钱价波动之类商人团体关注的基本问题。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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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他成功连任之后不到一个月,安迪生就因挪用商会资金而十分丢人地锒铛入狱。(40)3月6日,警方调查人员指控安迪生、副会长殷海阳以及商会一名35岁的会计盗用了部分为偿还1911年借款所筹集的银两。殷曾是煤业行会领袖,他还面临另外一条指控：贩运鸦片。(41)安迪生若之前并未察觉,那此刻他也该认识到,他的激进主义已经为他树敌不少。反对他领导的组织、团体和个人非常多,他们落井下石,夺走了安迪生的会长位子,并从中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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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对政府外交和经济政策的攻瑕指失,使其成为由安福系所操纵的北洋政府的眼中钉。(42)当民国进入军阀阶段时,各路军阀、官僚和政客集团,例如安福系,竞相争夺袁世凯在他死前所积累下的权力。1919年,政府曾试图解除天津商会会长的职务,因其积极领导商人参加五四运动,但最终没有成功。(43)据安迪生自己所言,在他第一个任期时,正值“安福系盘踞膨胀势力”,而他“赋性憨直”,公开反对这些背叛国家的“罪奸派”,因此才遭到报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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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反对投机商和银行管理层的活动威胁到了银行业的利益,他们因财政币制紊乱而获利。安迪生和殷海阳被解职之后,取而代之的都是银行家。新会长袁保三是一位开金银铺的旧式银行家。(45)虽然有些旧式银行家也许表面上支持安迪生稳定当地货币市场的努力,但确实另有些人参与了投机。副会长周作民是掌控交通银行的交通系成员。(46)他的后台是五四运动中臭名昭著的曹汝霖。(47)袁保三和周作民两人,均被称为“北京金融界之最有势力之人物”。(48)由于周作民与全国性政治团体以及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关系,一名当地记者曾总结道,此次领导层的更替意味着虽然在安迪生和殷海阳任期内,(49)商会有着“纯为商人”的特征且“毫无官僚气味”,但现在它已为“官僚所指使”。(50)在一座“承担政府职能且挤满了官员”的城市中,银行家和官员们挫败了安迪生使商人步向独立之路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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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他们两人的警察也是这个高高在上的官僚系统的一分子。警察局也参与了有关1911年银款的争论。因为1912年兵变造成的毁坏,民国政府展缓了清政府当年借款的偿还计划。(51)北京的商人们已经在1915年偿还了一部分钱款,而在1919年,政府重新施压要求全额偿还。(52)警局经过财政部同意,利用这笔还款为贫民开办慈善工厂。尤其是警察队伍中旗人居多,他们希望借此来帮助贫苦的旗人。(53)为城市贫民建立新工厂还有助于警局增设福利机构和服务网络。另外,安迪生还断言警察总监吴炳湘忌恨自己,因为他自己曾积极投身五四运动,而吴炳湘则是安福党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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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警察和银行家合谋反对安迪生和他的同事,但是逮捕的时机却与行会对安的政策的抨击以及一位商会关键理事的敌意不无关系。审判安迪生时所公布的证据表明,他动用了筹集的偿还1911年贷款的资金用于商会日常开销和他的特殊项目。(55)虽然法庭最终判明,有关安迪生等人巧立名目、蓄意挪用商会还贷资金以谋私利的指控不能成立,但无须奇怪,警察发现自己觊觎已久的欠款被暂时用于他处,就当场逮捕了安迪生、殷海阳和他们的会计。警方早就怀疑其中必有玄机,因为商会的下属行会之前曾向当局举报。(56)五四时期开创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人们利用报社泄露的消息来攻击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谈判立场,(57)按照这一模式,行会的指控也发给了报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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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代表受高德隆理事之邀,在逮捕行动当日来到了商会办事处。(59)高德隆既是理事,又是“账务干事”,负责确保商会亏欠或持有的债务在三大年度节庆之时得到清偿,此乃商界惯例。就在连任之前,安迪生根据干事和理事不得连任两届的商会规则,要高德隆下台。该会规之前并未被严格遵守,加上安迪生的性格和公事公办的刻板态度,显然触怒了高德隆。(60)或许他会觉得安会长至少对他掌握的账册已经有所防范,高德隆为安迪生设下了圈套。因为财政部曾同意1911年借款的还贷资金由警方接管,高德隆显然无中生有地通知警方钱款已经凑齐,随时可取,但这当然并非事实。结果,3月6日警察来到商会时,早已被先入为主的谣言和行会指控弄得疑心四起,同时也对高德隆和财政部的消息满怀期望。在这种情况下,安迪生再如何向警察作无罪辩解,也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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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被捕之后,他的支持者,特别是珠宝业同行和来自他老家香河的商人,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想组织商会下属的行会进行罢市以示抗议。(61)但是安迪生的朋友们遭到了行会人士的反对。他们不满安在担任会长时把持商会事务,独断专行,认为他的被捕,与整个商界利益无关。就连那些不是商会会员但却对安迪生颇有微词的商人,也起来反对。逮捕发生三周以后,城里70余家妓院的老板上书警方,指控安迪生挪用了四千数百元的乐户捐款。这笔钱原本应作为“花市”地方的道路修缮款,而且商会收钱时也是这么答应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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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的巨大权势,一度能从他的会长办公室辐射至政府、警察和其他法团,(63)还能影响商会和整个商界,顷刻间土崩瓦解,被对手逼到了只有同行会和老乡还站在他这一边的境地。他曾推动将商会改造为一个促进抗衡政府的民族主义和维护商人利益的有效工具。这一大胆尝试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他赢得了自由媒体的赞誉。但是他的激进行动却使那些谨小慎微的同事们坐立不安。他们把带点自律和自主的顺从看成是治安和赚钱的关键。一旦安迪生遭到攻击,这些人原本对其成就的骄傲,便屈服于对安福党淫威的恐惧,进而为其激进政策和充满活力的领导风格所造成的代价和风险愤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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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正当安迪生和另外两人在狱中沮丧之际,安福系在短暂的直皖战争中败下阵来。政权的更迭意味着安迪生的案子将在人们普遍认同他所申诉的自己是政治阴谋受害者的背景下进行审理。8月,安、殷及其会计一案开庭,法庭宣告指控其挪用公款罪不能成立。(64)一位记者指出,“司法界不受势力方面之牵制”。(65)前副会长殷海阳因贩运鸦片被罚款80元。当地报社也因时局变换壮起了胆子,把安的逮捕描绘成了官僚与军阀阴谋的产物。(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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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无罪之后,安迪生便着手夺回会长之位,要赶走银行家袁保三和周作民。他将自己无罪释放的消息通电全国各大议会、团体和商会。(67)安迪生将自己形容成一位欲与过去贪污腐败和依附政治决裂而遭到迫害的改革者。他声称,商会自前清政府建立以来,商人们就唯政府是从,从无“团体自动”立场。(68)这种政治依附状态虽因近年“知识进步”而有所改观,(69)但是商会“少数分子”勾结政府中的“卖国集团”,企图取消由安迪生所奉行的进步独立政策。最后他质问：“法律何在?民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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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安及其支持者的压力,袁和周在1921年2月递交了辞呈。(70)然而商会理事们在去年曾几乎一致推选安和殷为正副会长,又一致罢免他们的职务,把票投给了袁和周,现在自然难以异口同声地接受这份辞呈。因此安迪生夺回会长职务的尝试失败了。袁和周当然知道,主动辞职是保住地位的最有效之举。这一举动不仅会让人们担心商界群龙无首而乱作一团,同时还使人们对安迪生咄咄逼人的政策回归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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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袁和周曾尝试过忽略或规避商会的规章制度,但他们不会对行会的特权和利益无动于衷。当时有两名理事因健康原因辞职,袁和周就让这两名理事的行会各自选派一名接替。(71)这一特别的做法违反了理事须由商会全体代表投票决定,而不应由各行会推举的相关章程。与安迪生商会全体和商界全体的领导方式截然相反,通过单一行会而掌权的银行家们,似乎更偏爱能够保证每个行会有一个理事席位的代议制。批评者指责袁和周对行会权力让步,会削弱商会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的作用。人们指责袁和周企图建立一个八人执行委员会来管理商会事务。(72)商会管理层将变得像一个嫁接在旧式行会联合会之上的现代商行,而不再是一个对由全体会员选出的、有着广泛政治关怀的理事会负责的强有力的领导者。一个由少数理事操纵的理事会将以传统方式处理行会联盟的利益。这种现代管理模式和传统利益代表方式的混合,只能产生一个屈从行政压力的非政治化的保守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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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新的体制在1920年代尚未正式形成,原因是行会和银行家之间在到底分配多少理事名额给银行业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在安与殷的逮捕和袁与周的当选之间的空白期所形成的最初提议,是给每一行会、现代工厂和公司分配一个理事名额,20家新式银行共享6个名额。(74)而银行家们要求每家银行各有一个名额。重整商会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可即便如此,在随后的数月里,袁和周表现得好像在各行各企业一席的原则基础上还有可能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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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银行家的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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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有资料很难清楚地了解袁保三。在1920至1922年的会长任期结束之后,他就退出了商会政治舞台。但周作民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依旧是华北和北京政界商界的风云人物。周作民与安迪生是一对颇有意思的对手。二者同为转型时期人物：安迪生经历了清朝社会秩序、新政以及早期民国的腐败,而周作民则在清民交替时期游走于银行与官僚之间,在军阀混战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两头讨好军阀政治和一党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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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民(见图12)1882年出生于江苏省,曾留学日本。(75)他的银行事业始于清末,并在191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1916年(76)他进入交通银行,次年出任总行设在北京的金城银行总经理。金城银行曾是“北四行”之一。与其他三家银行一样,金城银行虽然在中国北方城市有巨额投资,却为来自上海地区的金融家所控制。(77)该行在处理北京当地事务时也行事高调。举例来说,金城银行为当地谷物交易提供资金,在警局财政困难时期还为其提供贷款。尽管周作民在1920年代没有担任任何公职,但他交通系成员的身份却将他推向了国家政治的风口浪尖。(78)1921年,时任商会副会长的周作民,据称被财政部授以高职,却委婉拒绝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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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安迪生对他们的合法性所展开的攻击在1921年初已有所减弱,依然有许多人反对袁和周操纵商会政策的行为。1921年春,他们同意对商铺设一新税种以充警察资金,随后花了相当精力劝说会员接受。4月,商会开会商讨此事,“不料一班旧商店对于此税,颇为反对,虽经副会长(周作民)多方疏通,终难得多数商家之谅解”。(80)同年晚些时候,商会面临了又一起牵涉中国、交通两行的停兑危机。1921年11月中旬,恐慌达到最高点,有超过1万名储户和纸币持有者聚集在两家银行门外要求兑现。(81)但这一次,在银行家们的领导下,商会的反应与安迪生在位时期截然不同。商会、政府和银行并没有在停兑问题上陷入对立的僵局,而是联手解决危机。(82)商会试图说服政府归还从银行提取的部分欠款,正是这些借款加剧了这次恐慌。然而商会同时也向其会员施压,要求他们接受银行发行的纸币。(83)警察威胁将严厉制裁那些抵制的商人。12位拒收纸币的商人被捕,警察还在他们背上贴上“罪状”拉去游街示众。(84)11月下旬,通过高层谈判、向银行调入资金以及一定的强制力,银行危机终于得到了控制。但“仍有一些人,大部分是钱商和街头小贩,对银行心怀不满,不过当局会把他们摆平的”。(85)通过与金融巨头和警察的联手,袁和周将他们的权力从商会内部会员的决策权,延伸到更广大的商界,并最终及于其边缘的小商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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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22年例行选举的临近,安迪生有理由相信自己有希望赢得会长职位并击败他的对手。1921年在货币和税收问题上对银行和政府有利的两项决议,(86)以及安迪生宣传得当且极富戏剧性的出狱,都使他处在了有利位置。他大可以将自己塑造成商人利益的维护者、刚正不阿的爱国者,或者被目无法纪和民主程序的现任领导者所陷害的正直之人。另一方面,他在1920年代的经历也表明,他的领导风格和实质在商会内部遭到了强烈反对。商会可以被带向激进主义的边缘,甚至走得更远,但不会没有背叛和树敌的风险。因此,安所构想的计划主要是以赢得舆论和商会外的支持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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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初,随着夺回会长一职的计划日渐渺茫,安迪生出台了一个市政改革计划。由于他之前曾担任被袁世凯解散的县议会议员一职,安迪生抨击现有市政机构腐败低效。(87)他指出,自1914年以来,被官员 “临时”管理的市政府已经成为永久性的了。他的补救措施是成立一个市议会,他每月一次地召集士绅和商人们来商讨如何将此计划付诸实施。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人们察觉到了政府可能会允许沿着民主方向进行市政改革的迹象,许多市民和自治团体纷纷行动起来了。(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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