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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创始人们有意将其规划成能够在国际和国内、区域和地方的大环境下都如鱼得水的企业,以此来获取资金、技术、地方认可以及客源。除了迁就法国人、政府和资本家,公司还精心挑选了担任过总理的当地名流王士珍出任董事会第一任主席,在各区当过多年警察署长的邓宇安担任营业处长。(32)相应地,邓也带来了许多前警官到公司担任中下层工作人员。上有王士珍,下有邓宇安,公司意在借助他们的声势,化解对其营运和政策的潜在反对势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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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关乎民生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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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刚和法国人在利益问题上达成共识并着手施工后不久,在孙学仕领导下的北京商会就对这一项目发起了攻击。在1922年击败前金城银行经理和电车公司董事周作民而当选会长的孙学仕,成为因电车而失业的车夫大军的灵魂人物。北京商界对车夫遭遇的同情,与当地一些商人对资助和管理电车公司的官僚和银行家的反感不无关系。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停兑风潮以及安迪生事件依然在人们脑海中记忆犹新。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孙学仕和安迪生一样讨厌银行家,(34)但孙击败了周,使得商会可以独立地批评高层的精英。孙的势力盘踞在前门外的商界,并不受政府、金融界或官僚资本等关系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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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学仕和外城许多商人一样,曾是水会领导者,这是一种典型的街道防卫组织,专事救火治安,并以其自己的方式救济穷人。(35)对水会领导者和成员来说,福利救济和社会治安是息息相关的。电车的到来将预示着城市就业结构的剧变,必然在当地造成混乱。1922至1923年,随着施工的进行,电车电线和生活电线过于靠近,建筑材料和碎石阻塞了道路,拆除太矮而无法让电车通过的牌楼,以及拆除私人围墙、店面给轨道、电线杆和电线让位等问题层出不穷。(36)北京社会的上层人士,包括资本家周作民、政治家王士珍、著名知识分子李大钊等,或许支持电车事业。可是对于从全市或地区角度看问题的精英阶层来说,他们不能从这个项目中直接获利,因而会从传统的“民生”观念来看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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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有时会对改革和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儒家经典和价值观在现代警务上的应用就恰到好处。在安迪生作为民族主义者和改革者的生涯中,传统士绅型的民间激进主义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传统在其他方面与现代化的关系则更加复杂了。传统上,官方盛行的观点都重民生而轻经济。正统儒家思想“并不是根据经济发展构想经济福利的,而是从生存角度和大众对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角度来构想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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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全国各股政治势力和它们的领导者们终于达成一项共识,认为应该改变过去这一倾向,尽快发展经济。然而,在中国绝大部分地方,(38)滋生重民生的治国之道的物质条件却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当然也包括北京经济,依然基本上还是未工业化的。即便在有利的条件下,经济发展依然十分缓慢。剧烈的经济变化向来就是弊大于利的,这通常是由饥荒、洪水或战争所导致,而绝非技术进步或大量劳力和资本涌入所产生的结果。创造民生概念的目的并非要阻碍经济的稳步增长,其本意是指一种在危难时刻调动国家和社区资源来保护现有市场、贸易格局以及工作的手段。政府通过关心民生问题来对社会动荡进行事先预防或事后补救。社会团体和阶层则借用这一概念和相关说法来团结社区,要求政府救济。(39)在1920年代的北京,民生一词普遍用来指维持市民物质生活的那部分现有社会秩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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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学仕及商会要求电车公司为失业的车夫建造一座工厂以弥补他们因这一行业而产生的损失。(41)孙绝不是一名卢德分子,而他的职位,在与“道德经济”共鸣的同时,也不会使他将经济现代化视为洪水猛兽而排拒。(42)他所要的只不过是让电车公司为其注定会造成的损失付出代价。事实上,正是对进步和科技的信心,使得孙和其他北京市民认为,这一点回报对电车盈利的潜力来说根本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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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孙为穷人建造工厂的提议反映了民意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感情,即这类慈善事业是对无节制发展的必要矫正。1919年,警方起诉安迪生企图侵吞为贫困旗人开办工厂的资金。自由评论家们鼓吹为收容人员提供食宿而不付工资的“慈善工厂”才是“中国工业家该采用的典范”。(43)为穷人开办的公私合营的工厂被构想成是“民生计划”的一部分。(44)行会和水会的慈善活动以及现有学徒工制度的运用或滥用,为兼有慈善、社会控制和盈利目的的机构提供了充足的先例和典范。(45)这类工厂可能会雇上几百号人做些手工活或轻工业的活。(46)其他一些贫民工厂可能就是一间破庙或在冬季被警察接管的建筑,出些食物、煤、人力、简单的材料,就能手工生产了。贫民工厂有着公私合营的性质以及工业化的外表,看上去就像是对北京电车系统拙劣的模仿,并指望前者像后者一样发挥其作用。1923年,在商会还在和公司谈判的过程中,经过警方牵线搭桥,电车公司捐出6万元开办一家贫民工厂。(47)不久之后,公司就付出商定金额中的2万元,由警局代为保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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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商会却不仅仅满足于承诺和部分钱款。1923年11月,公司已经在除了外城之外的其他地方将轨道铺设完毕,这时商会又展开了新一轮有力攻击。商人团体抱怨道,除了对车夫生计的威胁,外城的街道过于狭窄,难以容纳电车通行。(49)到了12月,所有电车施工都停了下来,报纸上还说,“知道内幕的人”相信这都是孙一手策划的。(50)孙下令,城里所有的商铺和商业机构停止向警察缴纳商铺税和执照税。(51)作为商铺警捐的受益人,没有了收入,这对已经饱受财政困难的警局来说可谓雪上加霜。商会施加间接压力的策略卓有成效,成功地将电车公司与警方的关系变得对其自己不利。邓宇安雇用警察进入公司的做法也招致了紧张气氛以及其他警察的嫉妒。(52)电车公司马上意识到了警方压力的重要性,到1924年1月底,公司高层提议建造一座可雇用七八千人的工厂。(53)公司还答应雇请那些“又聪明又强壮”的人力车夫来当电车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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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学仕的胜利很快就被批评其做法的乌云所笼罩。(54)某自治协会质问道,如果电车公司妥协,同意向商会捐款建造贫民工厂,那么商会是否还会继续关心电车问题。(55)市民团体则认为,主要矛盾是公司对公众的普遍漠视,而不仅限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对孙学仕来说,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他之反对电车公司在1924年2月的选举中有了争议。商会里有许多银行家和工厂主,他们原本于孙对产业发展事实上增加税负的企图深感不满。就像安迪生丑闻揭露时的情况一样,商会中还有一大批商人在进取全市性领导要承受的代价和风险面前踌躇了。因此,众多商会成员反对孙的立场。(56)于是,孙为了摆脱危机,在选举前一个月把商会理事召集起来,宣布想辞去会长职务,以“保全名誉”。(57)不出意料,根据以往类似的抗议性辞职的惯例,大批知名人士恳请孙留任直到任期结束。孙稍事收敛,便发起了一场宴会攻势来确保他的连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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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出受到伤害的样子做战术性撤退,然后从“社交领域”发起攻势,“大摆筵席”,使孙保住了会长之位。在孙的领导下,商会成功地起到了作为经济调控者和市民商民意见代表者的准政府机构的作用。全市性组织之间互相牵制的机制对孙是有利的,因为商会这边的压力,迫使电车公司同意了对人力车夫的补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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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会的领导者,孙学仕的言论代表了车业行会,从而也间接地代表了广大人力车夫。因为花街的车夫是北京收入较高的年轻车夫中最口无遮拦、身份意识最强烈的,而孙的饭馆就在那里,所以他们对电车的担忧总能以抱怨或个人呼吁的形式传到孙的耳朵里。在与电车公司谈判的过程中,孙来到一大群车夫面前,(59)与他们一起讨论兴办工厂的想法。(60)不知是迫于车夫们的压力,还是由于和电车公司在夏季达成的协议开始破裂,孙支持了阻止电车通车的最终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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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16日,就在电车计划通车的前一天,公司接到了警察总监李达三的电话。(61)李总监是在冯玉祥10月兵变之后被任命的,正是这场兵变促成了段祺瑞临时政府的成立。李警告公司,明天将有几千名北京车夫计划卧轨。公司高层十分惊慌,派出董事周作民和岳乾斋分别代表金城银行和盐业银行去东城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求段祺瑞设法维持。而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反过来要求李总监再去打探虚实。得知李是从孙会长那里知道这起有计划的抗议,梁才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了段祺瑞。不出所料,段祺瑞早有计划出席北京电车的落成典礼。电车公司对政治细节的格外注意及其与权势者的关系,这时算是派上用场了。临时执政段祺瑞委派他的儿子段宏业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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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宏业绝非“等闲之辈”,他与张作霖儿子张学良、孙中山儿子孙科和卢永祥儿子卢小嘉并称民国“四大公子”。段宏业和李达三初次见面,他的年少气盛就冒犯了长辈。李总监告诉年轻的段宏业：“明天真要有几千人卧轨的话,我警察总监亦负不了责任。”段拍案说道：“电车通车已经执政府批准,明天如发生事故,惟你李达三是问。”因时间紧迫,在场的周作民和岳乾斋提议要借步先和李总监谈谈。三人走出执政府后,李告诉两位银行家,要平息此事,唯有找孙学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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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周和岳两人折回附近的公司办公室,派前警官邓宇安去前门外说服孙会长。随后的几个小时里,邓三次求见,三次被人以各种借口拒绝了。邓大怒,对同事气鼓鼓地说：“过去我做署长时,像孙这等人物,只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邓最终还是设法和孙会了面,这位饭馆老板告诉他,商会总部南边的天桥区已经聚集了数千名车夫。邓警告孙,电车公司有通天的政治后台,乃至段祺瑞亲自关照,如果发生事故,唯李总监是问。“明天通车若真有意外,李总监会首先将你抓起来。”孙把此话的分量和极硬的口气掂量了一番以后,答应会与李总监商量此事。当天晚些时候,孙给邓打了电话,告诉他和李总监已经商量好,明天“可能不会有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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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正如孙所保证的,公司落成典礼平安无事。一位参加者把令人激动的场面比作“盛大的马戏团游行”,人群在道路两旁摩肩接踵,为的就是一睹装点红、绿、黄布彩旗和各色纸花的电车。(63)官员们作了讲话,公司还为观众提供茶水和点心。公司还邀请人们以低廉的票价试坐电车,而前来的人太多,使得警察一度难以维持秩序。(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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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愤怒车夫们的代言人和辩护人,孙学仕的好斗,面对来自铁狮子胡同的政治威胁,也不得不退缩了。根据高级职员刘一峰的回忆,这次事件及其后续问题使邓宇安不堪重负,辞去了他的职务。(65)人力车夫们虽然被推到了电车公司所惧怕的“洪水猛兽般的动乱”边缘,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电车在轨道上哐哐作响而没能抗议。对车夫来说更糟糕的是,给他们的拨款连一个子儿都没见着。确切地说,(66)警局用其保管的三万元拿去发拖欠已久的工资了。(67)商会所赠的一块闲置地皮一直空在那儿,就剩下“人力车夫工厂”的牌子作为这一工程的唯一证据竖在那儿。(68)经过了这么多谈判、调解、威胁,打了这么多通电话,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车夫们却仍然嗷嗷待哺、满腹委屈。地方、地区乃至全国的精英们借车夫生计为由精心起舞,却没能给出任何具体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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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北京进入电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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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电车公司新铺的路轨上没有出现千人卧轨的场面,但是电车自己制造的麻烦却不断。就在运营第一天,一名值班巡警被电车撞倒,受了内伤。(69)警察们匆忙赶到现场,报纸上还推测公司会赔偿这位巡警。没过几天,又有一名儿童差点因爬车而丧命。为了应对这一系列事故,警方对公司运营提出了新的规定：降慢车速,司售须对老幼给予特别照顾,而且还提出了处理事故的程序,规定司机要被带往就近警局接受调查。(70)或许,因为曾在处理商会、车夫与公司的争执时偏袒过公司对该部门造成的心理压力,警方这次明白表示,若司机违反交通规则,亦须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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