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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画匠、木匠、锯木工,营造业的砖匠和泥瓦匠等行会,都极其关注生计问题。(28)木匠行会在1924年之前的六年里提高了六次工资。(29)建筑工人和装饰房屋的木雕工也加入了这个行会。那些拥有或经营木匠铺和在其中工作的人都有资格入会。这些店铺或工帮受雇于木料场或建筑工地从事专门工作。木料场有自己的商人行会,附属于总商会。在这一年代,木厂总数超过400家,雇用了2万多名木匠、泥瓦匠、画匠和普通工人,成为城里最大的行业之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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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行会由六个区的分会组成,每年召开两次全市性会议。(31)在农历三月的一次会议上,工资和其他补偿性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每当讨论工资问题时,往往群情激愤,爆发争吵也就不足为奇了。农历五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内容集中在仪式和团结一致的宗教表达形式。这些程序表明了这种家长制和精英制倾向的传统劳工组织对内部纷争的容忍度。被会员选为领导者的人通常是德高望重的老工匠。(32)另一方面,领导层结构也相对宽松,总共有120个职位。工头们经常绞尽脑汁带领工人参与到他们自己与业主的斗争中。(33)不过,其他行会会员就只能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他们的方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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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这个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人们在解决纷争时依旧保持着一定的克制。1923年,木匠和瓦匠已经等不及当年第一次大会,刚过了春节就吵着要加工资。(35)一些泥瓦匠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不干了。在1924年木匠和泥瓦匠的第一次大会上,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在后者的工资提议上爆发了争端。(36)同时在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工资中抽成的工头,已经接受了大幅度提高熟练工工资水平的较早提议。这一行当和行会都由工头和熟练工说了算,非熟练工和学徒工只能通过在大会上表达不满来影响行会政策。(37)行会大会难以达成一致,也迫使那些地位低下的团体不惜打破先例以满足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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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行会对新的工资结构达成共识,他们需要迫使店主和经理们接受这一工资变化,并且确保没人会以更低的报酬去为他们工作。1925年春,木匠和泥瓦匠向木厂经理提出了这些要求,但是遭到了拒绝。随后,行会印刷了大量传单分发至全市各大木厂,宣称若经理们不答应新的工资,工人们将会罢工。一场持续五天的罢工最终使厂主们屈从了。(38)与此同时,油漆工人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传单中宣称这个既定事实。报道称,经理们对木匠和泥瓦匠的罢工“心有余悸”,因此同意协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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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代中期,那些从行会层面制定计划的行会和工人基本能够在调整工资和支付方式等问题上获得成功,缓解经济压力。建筑工人、香烛店员、皮匠、旧衣铺店员、织布工、造纸工、煤店工人、织毯工、茶馆伙计、肉铺店员、烧窑工、农工、银行职员、裁缝、刺绣工、搬水工和屠夫们,个个怨声载道、竭尽所能,不惜以威胁或罢工的方式来争取工资能与物价持平(见图17)。甚至佛教僧侣们也组织了一场全市规模的谈判,要求寺庙和住持提高诵经的价格。(40)协商妥当之后,他们就在北京大小寺院内分发了标有新价格的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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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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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不和、斗争与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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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等级分明的组织,行会与一些不那么正式的工人头(bossworker)会合谋安排,使工头的利益从属业主,工人的利益从属工头(labor boss),学徒的利益从属资格老的工人。不过,强调彼此义务的家长制式的说词和做法,也使得下层等级能够质问并抵制权力的滥用。(41)工人群体间潜在的同胞意识也助涨了这些小型反抗行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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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纺织工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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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的纺织工人在其工厂外集会,其中有不少旁观者(不是工人,这可以从他们穿着长衫,戴着毡帽或草帽识别出来)。前面竖着的小标语是“保持秩序”,表明普通工人注意维护他们的队伍。这张照片标识的年代为1925年,很可能是东城朝阳门内林记纺织厂的一次罢工。林记厂的二三百名工人在附近的茶馆里组织起来,随后要求增加工资、缩减工时、星期日休息和辞退不受欢迎的职员(《益世报》,1925年3月4日)。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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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附庇制宗旨(the clientelistic tenor)(42)在号令和代表方面的表现,行会政治往往围绕着以附从者、势力范围和附属派别认同为基础的竞争派系领导层斗争而展开。举例来说,盲人说书行会就被分成内城、外城两大派。随着1920年代都市欣赏口味的转变,行会名下500多人收入大不如前,这就使得改革和表演节目现代化的压力落到行会董事的肩上。1923年末,行会选举新会董时,(43)外城说书人提名了他们自己的领袖、在职会长张子振再度竞选。内城会员表示反对,因为张已经连任三届,所以他们推举来自他们这一派的副会长胡君昇担任会长一职。外城派不愿放弃行会控制权,是故内城派指责他们垄断行会事务。双方“舌战”不休,势将动武。最终,中立派恢复了秩序,让双方都做出了妥协,让张和胡交换职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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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行会的经久不衰意味着工人中还有这么一种认识,即以传统方式行事的全市性组织还是有用武之地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能成功跨过同乡、企业利益的非正式协调与正式组织、统一领导之间的门槛。在某些情况下,业主和警察的压制会阻碍工人组织全市性行会。有一次,6000名为鞋店纳鞋底的工人试图在1920年注册一家商业行会,虽然他们也卖货品给商铺,但是警察还是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工人只不过是工匠。最终,工人们还是秘密地组织在一起,并利用新政府从商铺订购大量军靴之际,在1925年发起罢工。(45)在其他案例中,全市性组织的障碍主要来自内部。墨行在北京及其周边有着200余名熟练工和300余名非熟练工。尽管这些工人于1925年在北京南郊的一个寺院开会讨论增加工资,但是工人们仍然说他们目前还没有行会,“因人类不齐,团体难结”。(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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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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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鲜的井水装上手推车以后,水夫会沿着确定的线路将水送到顾客家中。像粪夫一样,水夫也要竭力保卫他们特殊的地盘,抵制传统的和现代的竞争者乃至像警察这样的规范者。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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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过但之后失去了行会代表的工人们,会发现自己很难再重组正式的团体。通过商人们拥有的水井和雇佣的水夫所形成的一套系统,即为城市居民运送生活用水的运水行业,早在19世纪就有了一套正式的行会组织结构(图18)。但是当现代供水系统在1909年建成时,竞争的威胁和官员对现代设施的支持,致使行会分裂成各由山东人、保定人和北京人组成的非正式同乡团体。(47)供水系统并未如期而至地占领整个城市,而只有一小部分住宅区、商铺和办公处接有自来水管道,不过这一趋势在稳步增长之中。(48)1924年,一个来自保定的井主朱兆栋与占有人数优势的山东人团体展开谈判,希望借此建立起一个行会。(49)井主商会将负责管理水夫,从而也间接地代表了他们。北京井主和水夫是三个地域族群中人数最少的一个,他们在得知了朱的计划后,断定他这是要进行行业垄断,这等于要“掐大家嗓子”。(50)当山东人和保定人团体的代表在东直门一家茶楼会面协商条件时,40名北京水夫一哄而上,指责这是一起针对他们的阴谋。双方起先恶言相加,随后推搡了起来,最终爆发了持续一个小时的斗殴。警察赶到之后试图调停争端,但不见成效,于是参加斗殴的人员都被带往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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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市性的行会最终在第二年得以成立,意味着这个行业将有一面更大的保护伞以及处于弱势的北京派表面上的屈服。(51)领导者所面临的政治机遇以及普通会员的待遇要求所带来的双重压力,迫使行业更加规范化并且扩大其覆盖面。可是苛捐杂税、下属单位自治权的缺失以及领导人政治上的失败,种种这些损失与合并所招致的背叛和反对相比显得微不足道。1925年初,城郊的石磨匠试图建立行会,不过东郊、南郊的“强派”和北郊、西郊的“弱派”之间的冲突使这一努力障碍重重。(52)过去,这两派每年碰头两次商讨工钱标准,却无法就共同领导和共同组织达成共识。双方的协商不欢而散。当强派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数上居劣势的那一方时,弱派就像北京水夫和井主那样想尽一切办法,包括暴力手段,阻止他们建立一个很可能会使对方派系的优势制度化的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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