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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传统行业的工人在认识到了普遍的经济压力和特殊的不公正后,便有了进行一种复杂而又多层次的政治游戏的能力。行会或行会性质的组织或许限制了工人们诉求和不满的深度和广度,店铺、工帮、“口子”、一个区或“大口子”,乃至全市性组织中环环相扣的等级制度,却为不同职业团体表达意见和诉说不满提供了一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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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纷争和紧张的个人冲突比比皆是,因为像店铺和工帮这种基层经济单位,采用的是一种以家长式领导人和头目为中心的自觉的家庭式运作方式。在这些小团体中,团结性通常是建立在血缘、友情或乡缘关系上的。工人、工头、经理乃至店主都有足够的理由因为个人因素挑起冲突。诸如不讨人喜欢的工头这类问题引发的罢工或骚乱频繁发生,足以反映北京人在涉及身份地位问题上普遍的敏感性。法国在世纪之交的大罢工相对来说更加强调“个人问题”,根据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的观点,这部分是因为法国文化重视“个人尊严”。(95)在中国,团体的尊严以及在这个团体所处的社会等级中的个人,在激发和加剧派系和社区争斗中起着相似的作用。在这个拥挤而又极权的工作团体世界中,挑战师傅或工头的权威即可视为一种“革命”行为,(96)同理,任何领导者和手下也是如此对待的。工人们使用暴力和人格羞辱来揭露和罢黜让他们不满意的工头以取而代之。造反的工人们反过来也成为绝望的工头们施以某种“反革命”恐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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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较小的单位将权力移交给更大的联合会,或成为等级高层人士施展野心的目标时,效忠的转移或扩大就会发生了。这些卷入其中的团体非常清楚这些交易所带来的得失,当一个新组织的兴起靠的是某一特定领导者、派系或地域族群不断壮大的势力时,尤其如此。在行业和职业内部,工人们可以通过体验融入店铺生活和行业政治之网中的权力斗争,获得一点政治和阶级意识。至少,行会和团体生活中的“身份意识”,为商铺、工作团体和口子之内和之间所存在的某种争权夺位之战的爆发提供了基础。(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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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那些加入行会或在行会势力的行业中工作的工人,比那些在现代化工厂和企业中的工人更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虽然行会工人有时会秘密采取行动或组织起来,不过他们也不太会像邮局职工那样,在1922年一次出师未捷的行动中匿名提出要求。(98)当“集体防御还弱小时”,隐姓埋名确是一种谨慎的策略。(99)在由工头、工人和学徒工组成的结构复杂、组织严密的工作团体中,这些成员很可能都是朋友、亲戚或同乡,这类组织具有一种几乎是自发的集体防御能力,并转变成一种更加外向型的策略。最初组织松散的现代产业工人,成为了劳工组织者建立更大、更明确组织的对象。但是工厂工人也容易受到镇压。1925年1月,在电车工人抗议士兵攻击而发起的短暂罢工之后,电车公司列出了一份罢工带头者名单,私下里培训了一批新员工,等这些替代人员培训完毕之后,随即解雇了带头的29名售票员。(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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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924年,正当激进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北京工人的政治潜力时,站在他们面前的,一是已经按照传统方式组织起来的传统行业的劳工,一是既赞成组织工会的提议、又想模仿行会成功策略和方法的现代产业工人。北京的印刷工与政府和政治化的新闻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也是第一批与激进政治家和劳工组织者建立联系的北京工人。李大钊及共产党人,在1924年末一次为期三天的罢工中支持了印刷工人。(102)尽管印刷工人与激进分子有着联系,但是他们还是继续遵循着行会那种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行为模式,在茶馆开会分享不满和商讨对策,挑选代表与业主对峙,以及发起罢工瓦解管理层的阻挠。(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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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其他地方,一些劳工组织者已经能够渗透到传统行会之中,例如1920年代早期的长沙,动员总能够快速完成,因为他们“已经是组织性很强的工人了”。(104)贺萧在她关于天津的研究中,解释了为何城内某区的铁厂工和机器制造工会比较“死气沉沉”,部分是由于该区行会传统尚未成熟。(105)在目睹了行会人士的成绩之后,北京的劳工组织者终于加紧步伐,开始在未工业化的经济环境下组织工人了。从北京各个大学招募来的国民党劳工运动者,也在1925年开始组织城市工人,并以此作为抵消共产党在地方政治中扩大影响力的一种手段。(106)国民党发现,共产党的基础主要是在城市现代工厂这部分,于是他们就向城里广大尚未工业化的经济体寻求支持。1925年夏,粪夫发起的罢工使他们看到了传统行业的劳工的现代政治潜力。(107)直到1926年,这些将会成为1928年国民党工会运动领导者的组织者已经脱下了学生制服,与他们准备动员的工人们吃住在一起了。记录表明,他们在报夫、水夫、粪夫、邮递员和人力车夫中已初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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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和1929年,现代化行业对工会组织的自然反应,(108)以及远未工业化的北京的既有开放度,为工人促进自身利益、解决内部矛盾提供了新机遇,从而为强有力的工会运动提供了基础。不过,既然行会能像工会那样代表工人利益,工会也就可以像行会那样运作,再生出一套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和派系倾向的内部政治,这就会给领导者们以家长式的或“封建”的巨大权威,同时也将他们暴露在“家族”纷争、继承危机和下级反抗之中。在北京劳工运动中,无产阶级政治及其派生的改革和革命浪潮,与行会和类行会政治中的帮派作风和个人性格交织在一起,化成了一头政治之虎,让那些领导者和追随者个个难以驾驭,骑虎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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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孟和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册(北平：社会调查所,1928),第198页;《益世报》,1925年 1月30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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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urgen Kuczynski, 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C. T. A. Ray tra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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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四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编：《北京工业史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60),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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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ames P.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72 (New York： Praeger, 1972),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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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庆华：《高君宇同志生平事迹》,载《文史资料选编》第14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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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魏巍、钱小惠：《邓中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4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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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魏巍、钱小惠：《邓中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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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劳动界》,1920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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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晨报》,1921年5月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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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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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晨报》,1921年5月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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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中共的简史,见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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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肖超然：《关于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建立与活动》,《文史资料选编》第11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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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晨报》,1921年5月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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