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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NCS, 27 September 1922, p.1; 28 September 1922,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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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 P. Thompson, “The Crime of Anonymity”, in Douglas Hay, Peter Linebaugh, John G. Rule, E. P. Thompson, and Cal Winslow, eds., Albion’s Fatal Tree： Crime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Pantheon, 1975), 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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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益世报》,1925年3月26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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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刘鉴堂：《回忆向导周刊在北京印行的经过》,载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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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顺天时报》,1925年3月24日第7版; NCS, 25 March 1925, p.1; 26 March 1925,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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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Lynda Shaffer, “Mao Zedong and the October 1922 Changsha Construction Workers’ Strike”, Modern China 4：4 (October 1978)：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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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Hershatter, pp.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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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中国劳工福利社,1959)第1卷,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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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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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第八章 新公共领域下的市民：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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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说北京对成就一批现代化的工人阶级十分吝啬,那么这座城市对培养一群自认为是现代市民的居民却格外大方。从五四运动和现代大学、学院产生的专一而又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其源头正是北京。随着20年代中期五卅运动的爆发,民族主义集会吸引到了成千上万名抗议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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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这座城市与皇权和政治的联系源远流长,但是其市民却在公众讨论和辩论上没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正如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所言,中国的城市与那些赋予市民自治权传统的城邦或公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没有让个人或团体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动议法制化的公民观念,也鲜有适合市民集会的标志性建筑。(2)然而,尽管中国的城市尚未工业化,却提供了种类丰富的公共活动,其中包括买卖交易、看戏、拜神以及在茶馆和饭馆的社交活动。科举考试、商会以及行会在其各自的士绅、商人、工匠群体中保持着在其厅堂馆所内进行讨论和争论的传统。在社区遇到危难之时,有权势的官员和商人能够组织全市性的精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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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联盟,(3)来行使对城市事务的管理。(4)而他们所缺乏的就是地方自治政府的法理以及能够让除士大夫、科举考生和行会领导者以外更多有政治热情的个人投入到政治活动中的意识形态上的依据。这种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基础一旦打下,那么从寺庙、妓院到公园、戏院等公共场所都可以成为城市政治的舞台。诸如在茶馆会面解决纠纷或密谋策划等已知的公众行为旧习,再加上诸如工会、政治俱乐部和党派的新观念、新组织,将急剧地扩大政治参与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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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政治舞台,或者说公共领域,是一种新旧惯例和态度的结合体。对士绅和商人所领导的公领域的高度重视,加强了公共舆论作为一种大范围领域的讨论和辩论的现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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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中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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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女子在中央公园(1928年以后改名中山公园)散步。前清时代,这里原为社稷坛,1914年向公众开放。因为要买门票而让贫民望而却步。光顾者可以在这里喝茶用餐、买纪念品、听听音乐或散步聊天。政治会议有时也在园内举行。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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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6)在欧洲,这种公共领域作为自发结社、针砭时弊或为国家辩护之地,在国家和民间社会之间应运而生。(7)这一领域起初在近代专制国家和传统国会之间时有时无,之后又被反叛的资产阶级重塑并得到扩大。在中国,士绅和商人对于官权的依赖,在晚清已经有所松弛,到民国则被打破了。但城市精英们从来就没有聚集力量和意志,来建立一个完全自主的公共领域。不过在1920年代国家动荡之时,“私”领域的合法性式微,以及对“公”领域作为讨论、谈事场所的正面道德和政治评价,促使报纸编辑、新老民间领袖和普通民众即兴发挥出各种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手法和策略。(8)如此一来,随着参与政治讨论和行动的机会越来越多,城市政治便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和逻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