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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学生抗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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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在这位学生长衫上贴的口号,一边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另一边是“坚持到底,百折不挠”。这座城市的当局既要保护外国利益,又要安抚学生对政府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的任何妥协的抗议,促成了五四抗议传统的延续。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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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生们在群众的支持下与警察发生了论战,有些人会被激怒,而有些则被他们争取了过来。一位警察承认：“如果脱下这身制服,有谁不会同意你们的观点。”“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学生们步步紧逼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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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方面有时会公然宣称要“严重取缔,以遏乱萌”。警方称北京学生联合会并不是法团,因此没有合法的公共地位。(47)尽管1920年代有着再明显不过的内部消化冲突的趋势,学生们还是用激进的情感基调,坚决将政治活动带向公共领域,以此保存并发扬了五四运动的政治风格。(48)大学校园之外,越来越多的市民也开始效仿这种传统抗议形式的现代升级版。一种所有“平民”和公民人人平等的观念,虽然只是为清楚自身特殊地位的学生蒙眬感觉到乃至践行,也被北京居民拿来与学生政治战术经验一起效仿了。五四运动一年半之后,一个被穿着体面的学生当众辱骂的人力车夫叫道：“先生不要这个样子。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骂我?我现在虽然拉车,但是与先生都是个人。学堂里不是讲平等么?我没念过书,这是常听着你们先生说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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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和军阀对国会议员的威逼利诱或选举舞弊,使得国民根本不可能进入国家权力的顶峰,因此他们只能止步于像社区、团体和街道这样地方层面的政治活动。例如,在官僚和军阀枯藤上死去的代议制民主,只能以召开所谓临时“国民大会”的形式,在地方层面象征性地存活下来。国民大会乃腐败国家机构的解药,(50)这一想法在五四运动之后颇得人心。地方性集会成了全中国法团和公民团体大会的序曲。(51)它所宣称的目标是改革政治体制,制止从1920年就已爆发的“军阀和自私政客的瘟疫”。(52)1920年初,作为五四运动的一部分,全国各大城市中的公民团体举行公共集会以商讨转让山东的问题。(53)虽然没有合法机构为后盾,抗议者们还是自行组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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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民也计划在2月6日举行一个类似的集会,但是士兵和警察成功予以禁止。为了让当局措手不及,组织者只在街头贴了一天布告,通知2月29日在新天地俱乐城边上的空地举行群众大会。(54)20个团体前来赴会,许多人还以“国民”的身份上台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说,其中有一位年逾七十的老妇人。随着人群不断地聚集,警察冲了进来,驱赶人群,撕毁标语。警察和市民之间爆发了冲突。许多学生演讲者后来还进到娱乐城里,因为一部分人群在那里看集会,于是他们在里面继续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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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群众大会在大学校园或会馆内召开,警察则一般不会去干涉。(55)但是如果市民要借用公共空间以达到政治目的,那么他们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以及规避或招架政府镇压的集体意志。国民大会的点子,被证明是一种有效却非一劳永逸地把警察和士兵关进笼子、开拓城市政治活动空间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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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的国民大会从来就没有召开过。未来的政治发展,表明国民若要参与到国家政治,就多半要走上列宁主义全民总动员的道路。1920年代中有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居民认为,独立的地方自治或许适用于城市居民所表现的新政治意识。(56)“自治”在1920年代有多层含义。它可以指行政地域单位或者特定组织,也可以表示精英分子或社会中更多成员的参与。在北京,内务部为鼓舞实现地方自治的希望,在1920年代初宣告称,目前由部门官员组成的市政厅将实行民主化,并成为一个以民意为基础的市政府。(57)虽然这个计划和国民大会的下场如出一辙,但是最初在提出要建立若干公民团体和自治协会以接管政府提议交出的权力和税收时,城市居民还是非常当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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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2年,北京有40多个县级、市级和区级的自治组织。(58)各组织的会议有时会有上千位与会者。市级联合会多达5000名会员。(59)俱乐部政治和派系斗争的龙争虎斗告诉人们,一个被世纪之交的芝加哥人或旧金山人所熟知的政治机器正在起步成形。唯一缺少的只是赞助和选举,不过这些迟早都会来的。这次运动随心所欲,甚至混乱无章,让一位评论员惴惴不安,他把自治形容为一种对名誉、地位和财富肆无忌惮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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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场运动不过是个大笑话的人不计其数。有些(参与者)砸别人的头,另一些则互相谩骂,粗俗至极,以至于本该是文明的会议沦落成一场野蛮人的打斗……那些说中国人只不过表现上文明骨子里还是自私透顶的人,可以此为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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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300人参加的某个自治联合会的区级会议上,其中一方在选举分部负责人时对投票箱动手动脚,于是便爆发了凳子满天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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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架。(61)批评者嘲笑道,(62)自治这个想法“极冠冕堂皇”,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是一场“猎官运动”。(63)反对将“公务”变为“私心”的观察者的义愤之情与美国改革家对机械式政治破坏“公众利益”的愤慨是相类似的。诚如孔飞力(Philip Kuhn)所言,在中国,现代地方自治概念被设想为是“公私利益和睦相处”,并能使地方精英“在公众利益下有所收敛”的手段。(64)私人利益集团间的无序竞争和所谓精英阶层言行的不守规矩,令观点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的评论者都感到不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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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初,北京的每一个自治联合会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群体、阶层或社会上的某类人,从“伟人、政客、缙绅、商贾、流氓、土棍”到中小学教师、学生和旗人,不一而足。(66)由于铺税是城市收入的主要来源,由商会会长孙学仕领导的商人自然会对自治表现得特别感兴趣。(67)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教育派”专门招募中小学教师。(68)另一个以北京大学为据点的协会推选胡适作为其候选官员,并邀请这位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就什么是好政府发表演讲。(69)一些满族人似乎看见了自治中蕴含着的光复昔日权力和威望的方法。报纸上的一篇短文诙谐地描绘了两个旗人在茶馆里讨论,八旗怎么才能在城里某些区利用人数优势控制一些自治机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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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团体专注于具体的城市问题,例如街道修缮、城市卫生或犯罪问题。一个由店主、商人和士绅组成的某区市民协会在当地一间寺庙碰头,商讨电车在他们的街区铺设铁轨的问题。(71)东城一家俱乐部呼吁,建造一个停尸间,以减少将等待运回家乡的入棺尸体存放在寺庙所造成的健康风险。(72)其他一些协会则似乎更看重个人或团体的权力而不是公共问题。某位市政府官员,做着阻碍改革维新之事,却成立了一个由上百名“军阀、官僚、富绅、阔哥等”组成的自治团体。(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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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自治联合会和它们的领导者,(74)都愿意坐等政府主动将权力转交给新的市政机构。有个大学生在内城西北面组织了一个自治联合会,并在这个组织的支持下,为贫穷孩子开办了一所“市民”学校。不过在一次捐款活动中,他因未经允许假借了京师警察厅厅长之名义而被逮捕了。有个区级组织着手为当地居民提供诸如消防等服务,并收取捐款作为回报。该区警方立即提出反对,理由是作为“预备”团体,自治协会只能发表公众意见,而没有实际的管理权或提供服务的权力。(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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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治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是,将在自治运动中出名的积极分子吸纳到由法团、旧士绅和商人关系网支配的机构中的想法,作为一种扩大精英分子认同度的手段,确实很有吸引力。到了这一年代中期,自治积极分子们在那些投身市级或社区民间团体和会议的精英阶层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1924年末,“绅商联合会”的一个地方分部召开大会,区警察署长担任主席,与会者有自治积极分子、商人、教育家、国会议员和报纸出版人。(76)1920年代,虽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居民将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或副业,官员和士绅之间、士绅和商人之间的旧式等级分界依旧显著。这些边界依然划分着所涉及的公共事务、相关联的既有士绅或商人核心圈所关注的中心和利益的等级区域。但是政府机关的衰落,以及从自治到共产主义等政治运动的出现,为地方政治开辟了许多新的战场。“绅商”在市民集会上依然抛头露脸,不过报纸编辑和大学教授也已经崭露头角了。当城市的广场和大街上挤满了表达新塑成的国家认同感的国民时,茶馆、饭馆、会馆和寺庙里的会议也接纳了来自更多领域的精英分子,有的资深望重,有的胸怀大志,他们都想向人们展示一种新的对民间事务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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