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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五卅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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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王府井大街向北去北京大学校园的学生队伍。他们似乎在天安门前示威后回来的路上。打出的横幅是抵制日货、英货,表明这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的一次游行。注意一辆人力车上面的三角旗,很可能是呼吁车夫不拉日本人和英国人。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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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惨案及其所导致的民愤下,朱深关于学生会按兵不动的预言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而政府遏制和镇压学生政治的企图也宣告破产。警察和军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尽情释放爱国热情。6月,学生们随意在全城大街小巷游行,只有在使馆区的入口处才有重兵把守(图22)。6月3日,8000名学生,其中还有300名年轻妇女和儿童,组成长达一里的游行队伍在北京城游行了一整天。(88)从西城的民国大学和东城的北京大学出发的学生形成了两列纵队。学生根据所属学校排成整齐队伍在城中游行,遇到重要政府机关,他们就停下来表达抗议。学生们还派出宣讲团,到人流集中之处,如车夫休息站、茶馆等,动员市民。城市的交通和通信中断了,有轨电车也无法发车。随着两支队伍在城市街道上前行,居民们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等到队伍在天安门前会合发起“国民大会”时,(89)人群中已有5万名“学生和市民”。最初的队伍秩序井然,可是当大量旁观者自发加入其中以及一些团体和个人被卷入人群,来到了城市中心之后,集会开始变得“略显混乱”。人群一直在喊“罢市!罢工!”,直到主持集会的教师提议向商会总部前进,要求全市商铺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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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1万人,其中主要是学生,脱离了示威大部队朝南前进,穿过前门,包围了商会。由于会长孙学仕和副会长高宝卿都不在,学生们没能提出要求。随后的大雨又让大多数学生打道回府,回到各自的学校,(90)只有学生代表留在那里等孙和高。夜里9点,高终于露面,他花了3个小时与学生谈判,最终同意,在学生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召开商会会议讨论罢市事宜,成立学商联合会以及抵制日货英货。之后的几天里,商会成功坚持不发动全市罢市,不过也承受了从天安门前来的示威者定期围困的压力。(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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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是北京五卅运动的高潮,当时有10多万人在大雨中聚集在天安门外。一张记录下朝北面向天安门的人群的照片,向人们展示了在一面“国民大会”白色标语之下,有一个被国民党政客占领的中央平台,周围林立着与会组织带来的各式标语。(92)向南延伸的窄墙和通道两旁栽下的槐树,把示威者逼进了一个不适合公共集会的空间。它原来的作用是围住通往皇城主门的道路。在北京极富象征性的规划中,除了在进行精心编排的仪式活动时,开阔地就应该是空在那儿的。爱国主义使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安门及其外面的空地,原本设计用来提高皇帝地位,让来访者叹为观止,现在却在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成了舞台中心。从当局总是试图防止其被用作政治集会集合点,也可看出这片公共区域的政治潜力。(93)1919年,军队在天安门前安营扎寨,以此阻碍抗议者。(94)1926年,当局还把铺在地上的石头挖走,种下更多的树,明显就是要减少这里能容下的人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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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这天,示威者组织成商人、教师、工人、学生和记者代表团,围站在被政客占据的中央平台边。当天到场的有157个团体,有像商会、记者联合会这样的法团,也有同乡会、商人和手工业行会、宗教团体、马克思主义学会以及工会。(96)从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等现代化企业和工厂赶来的员工、工人以及印刷工,都来到现场。不过,一起来的还有四五十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力车夫,手里举着“北京人力车夫爱国团”的横幅;50名北京大学的雇工和警卫;以及在农业大学学生带领下从西郊赶来的300位农民。(97)观察者们注意到,分发给人群或人群手中持有的传单和标语,都有内容大致统一的反英和反日主题。不过像孔教大学和北京戒酒联合会的代表们,则摘用儒家经典和饮酒的坏处来装点他们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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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凭着法团的“有限制的许可”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其他团体,各自都有合法说辞,可若不是政治运动席卷全城,他们还是会受到警察的限制和骚扰。还有一些团体,诸如劳工联合会和工会,在这场大规模集会中抓准了时机,自说自话地就在这座城市里获得了合法地位。许多半官方团体以及大会海纳百川、阶级合作的制度,都赞成一种以每个公民以及每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都享有平等代表权为基础的城市政治模式。此时国民党的主要政治机构都还在广州,因此接下来的事也不难理解,国民党一方的集会组织者擅自把自己放在这块人间画布的最中央,在这块画布上描绘出他们呕心沥血而创造的政体。这一幅表现新印象点彩派画风的团体画像,既反映也加强了团体运动在政治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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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1925年6月,人群可以在天安门和其他集会点自由来去,但是参与限制依旧明显地存在着,那些被剥夺了集会抗议权的人对此深有感触。印刷工在6月10日的集会中起了突出作用,但是财政部印刷局局长却不准其职员离开岗位。(98)报纸报道说,由于这些印刷工都是“有知识之工人”,因此他们对错失这次表达政治观点的机会感到尤其愤慨。(99)工人们好几天都在鼓动反对限令,而后他们得到学生会的支持,帮助他们取得了参加6月15日游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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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工人们利用组织会议和采取集体行动的惯例程序计划了这次运动的参与。木匠、砖匠等建筑行业工人,刚刚在涨薪运动中获得经验,聚在一起建立了一个联合会调查上海惨案。(100)集会上,工匠们同意以商会为渠道为上海工人捐献罢工资金。行会以效仿声援了学生抗议者,组织宣讲团,向北京的工人同胞进行宣讲。为纪念上海惨案死难者,行会于6月24日举行半天罢工,所有会员都要求参加6月25日的集会和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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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会员、现代化企业工人和人力车夫等街头劳工对五卅运动所表现出的兴趣,使得6月25日原本很高的工人参与度达到了顶峰。(101)抗议活动组织者特意挑选了端午节(龙舟节)这个日子以鼓励工人参与,因为他们只有在主要节日才不用上工。人力车夫、自来水厂工人、挑粪工、旧衣铺店员还有其他许多行业的人都加入到了天安门外这场由10万人和100个组织参与的集会中。人群随后花了数小时走了一个正方形的游行路线：东起东城东单,南至崇文门,向西穿过北京商业中心,北达西单宣武门,最后向东折回天安门。在一面写着“北京各界执行委员会”的巨型横幅下,国民党政客率领着一波又一波参加游行的团体和联合会,其中包括北京学生联合会、学校、印刷工、铁厂工、电车职员、商会还有人力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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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与之前的爱国主义抗议运动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其规模和参与广泛度,也在于其集会和游行队伍所占领的物理空间。五四运动的游行仅局限于大学和内城政府办公场所。(102)而五卅运动的队伍则走遍了内外城,还特别穿过了商业区和居住区,以及前政府办公场所和使馆区。1925年的全市性游行标志着参与政治活动的群体和阶层的扩大。从地理位置角度来说,城市政治舞台目前已从政府办公场所、法团会议厅和大学校园走了出来,并把商铺、街道、工厂和街坊囊入其中。1919年,学生行走在城市居民中,通过演讲和示范带动政治活动。1925年,城市居民们自己起来开展演讲、集会、游行和抗议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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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1925年6月的政治行动都出于单纯的爱国情怀。某些团体将集会自由和大规模集会的衍生行为视为一种表达不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爱国主义论调和同心协力成了谋取团体和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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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五卅惨案之前,城里的水夫加强了其长期反对自来水厂的活动。(103)为了减少管道和自来水步步为营的侵蚀,水夫们曾向政府部门、警察还有商会寻求救助。整个5月,水夫和自来水厂职工围绕着公司经营的给水泵展开了大大小小的争斗。而行业内山东人、保定人和北京人之间悬而未决的派系斗争问题,依旧萦绕着井主和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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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水行井业公会的人对五卅运动热情高涨。6月,水夫们暂停为英国和日本客户送水,并宣布15日举行全天罢工,与上海工人共进退。有1000人加入游行队伍中,行会会长亲自到场向当局递交请愿书。(104)井主和水夫似乎有兴趣把爱国主义集会和游行,结合到他们之前的团体和其他行会共同关心问题的示威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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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外城西区的水夫聚集在一起参加预定的游行,“势力陡形膨胀,借此时会”,他们先向被指定为抗议集合点的政府机关出发,(105)之后突然往北一转,开始进攻内城东北部的水夫所用的井亭。(106)虽然攻击动机尚未明了,但是在这次事件中不难嗅到一股派系斗争的火药味。某报纸评论道,发动攻击的水夫“借用了学界力量”,或假借参加学生抗议来满足内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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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水夫群体开始另择目标。6月22日,外城同一区来的数百名水夫,操着扁担进入内城,径直冲向东城区自来水公司。这支队伍据说还迫使前几天的对手——内城东北部的那群水夫——加入进来。与此同时,西城区发生的一起水夫和顾客之间的价格纠纷,升级成了一场大冲突,有数百名水夫来到现场。于是,就有了这则报道：“西城区所有水夫,突然间(不知何故),聚成一大群走向了自来水公司。”(107)不过,在工人们到达水厂之前,就有人进行调解,把他们劝了回去。翌日,600名手持铁棍和木杆的水夫与正在西城区铺设水管的自来水厂工人发生了冲突。14人受伤,另有多人被前来制止暴乱的警察逮捕。(108)过了几天,警方在一家饭馆召开调停会议。警方提议,作为让步,自来水公司有权在日用水量超过30桶的店铺和家庭铺设水管,而剩下的则有水夫负责供水。据报道,水夫仍然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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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为水夫提供了一个机会,将通常局限在街坊和街道的冲突或通过正常渠道请愿而表达的不满扩展到了全市规模。他们目的明确,手段强硬,以至于警方无法只是简单地予以镇压,不得不诉诸调解,以解决这个由5月请愿而产生的问题。正如1924年这一行业企图发展市级行会时那样,想要达成统一就必须通过之前的冲突消灭或搞垮竞争派系。(109)在1925年6月的大环境下,警方处于守势,而街上又一直挤满了人群和团体,人山人海,于是水夫中的激进分子为他们的事业觅得了一个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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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显示了一种惊人的自发组织能力,这从成群结队的游行者和社会各界的群众中不难看出(图23)。这种秩序的由来,部分是由于北京社会组织生活的严密性。正如水夫的例子告诉人们的,过于严密有时会导致内部紧张。不过,由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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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工人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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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后举行的反帝示威游行中的工人队伍。从打的横幅和三角旗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外资汽车公司(很可能是技术工人或司机)或西服店。作为群众民族主义的反应(和劳资纠纷中爱国热情的实际效用),像这类照片中所出现的参加者,来自外资公司的工人只会多而不会少。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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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恶意的店主、管理者和工头所筑的壁垒一旦崩溃,(110)能说会道的领导者和懂得察言观色的追随者,也就能推进群体性事件的有组织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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