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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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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兵临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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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骆驼祥子》中,老舍描述了北京居民在民国时期是如何近距离地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威胁的。他写道：“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象征。”(4)例如,1925年秋天,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的军事冲突日渐升级,谣言四起,激发了北京城及其近郊居民强烈的自保行动。郊区的农民们蜂拥至城里的市场出售他们的作物,免得到时候被士兵们抢去。(5)周边地区87个村庄的地主们聚在一起,商讨建立民兵以防匪患和军阀冲突带来胡乱抢掠。(6)那些对这种防御筹备不抱希望的郊区居民,都开始进城避难了。(7)报贩们吆喝着战事最新动向和捕风捉影的谣言,更加剧了当地紧张气氛。在与两位将军有瓜葛的银行里,挤满了前来兑现的储户。新起的谣言让集市和娱乐场所门可罗雀。市民和旅人涌向火车站,想在铁路被切断之前逃离此处。商业活动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就连无所不在的街头小贩和人力车夫,一时间也不见了踪影。(8)这一切都发生在枪声还未响起之前(图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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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已经盘踞在了北京居民的心头。这种城市心理敏感性,可以追溯到军阀时期之前的拳民暴乱和1912年的兵变,当时北京有大片区域不是被烧毁、抢劫一空,就是受到士兵胁迫。世纪之交至1910年代发生的事件已经让市民认识到,因政治而起的军事危机会导致城市暴力。在任何特定时刻,城墙内都有足够多的武装人员,他们要么自行其是,要么奉命行事,轻而易举地就能将整个北京变成战场。若是考虑到城里社会管理的总体水平,就不难想象,军队暴乱也很可能升级成社会动乱。“街头混混”“要饭的”和“流氓”,也加入到了1912年袁世凯的兵变队伍中,还成了他们暴乱的替罪羊,“他们被斩首后……曝尸街头,以儆效尤”。(9)张勋丁巳复辟虽以失败告终,但也反映了其在辛亥革命以后没落潦倒的前清官员和旗人中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满清帝制的支持者们迫不及待地取回前朝官印或去二手成衣店买来官服。道具店铺的假辫子生意则是一枝独秀。(10)1920年代的军阀当道,在北京可谓内有兵变和社会动荡之忧,外有兵连祸结之虞,因此无论战争何时爆发,北京居民都有足够的想象和经验来勾勒一幅大难临头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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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乘火车而来的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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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拿着一支有商标的雪茄烟的张作霖(中)和孙传芳(右)在北京站月台上的合影,时间可能在1928年初张作霖召集的应对二次北伐的会议。“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军阀中是最粗蛮的一个。一位北京的教育家形容他体大如象,脑笨如猪,性暴如虎。孙传芳在1924—1927年间控制着毗连上海的长江下游省份,1925年曾因杀了张宗昌的一个手下而与张作霖交恶。胜败军阀走马灯式地“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了北京市民常见的“军阀政治”。[Howard L. Boorman(包华德)and Richard C. Howard,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1, pp.122-127; vol.3, pp.160-162.]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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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市民关注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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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市民在报栏前阅读前线的最新消息。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事发生在距离北京城南仅10英里的铁路站长辛店。军阀冲突的持续、紧张和逼近,对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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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张作霖及其同盟之间的战争从1925年秋一直持续到1926年夏。作为军阀政治的典型情节,冯曾在前一年背叛吴佩孚,临阵倒戈,与张作霖结盟。如今,张和冯又反目成敌,冯据守京城,而张欲攻之。这场战争可分成四个阶段：张与以前的一位支持者(郭松龄)之间在北直隶和南满洲的冲突;12月张与冯的部队在天津附近的战斗;次年2月国民军与北上复仇的吴佩孚军的战斗;最终3月在北京周边,(13)以及从春末至夏季,冯玉祥国民军反奉失利,撤退至北京城北长城外南口要塞的战事。实际战斗只于1926年春在北京周边持续了一小段时间。但是这座城市依旧受到了超过10个月周而复始的动员、战争状态和复原的影响,这也表明军阀当道对城市社会的影响是何等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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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精英阶层的动员紧随日益蓄势的军事动员而来。1925年11月18日,“京师治安维持会”(下称“治安维持会”)召开会议,提出了城市食品价格疯涨问题。(14)参加这一协会的有北京治安部队要人,例如京师警察总监朱深、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还有一些有名望的士绅和商界人士,如年迈的政治家前总督赵尔巽、商会会长孙学仕。(15)其他应邀加入的还有活跃于自治运动中的个人和地方市民团体。(16)总商会和各大行会都派出代表,有典当行、绸缎店、洋货铺和老式钱庄等行业的领导者。典当和货币兑换都是对政治极为敏感的行业。穷人们会在个人拮据或时局动荡时当掉他们的财产来维持生计。钱庄负责铜钱和银两、硬币和纸币之间时常波动的兑换交易。绸缎店和洋货铺实为城中最富有的行业,社会动荡既给他们造成许多损失,又要他们为治安捐财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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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维持会成员为缓解地方局势采取了三项行动。首先,他们致电张作霖的部队,请求他们放行更多从东北和天津运粮来京的火车。其次,鹿钟麟答应想办法从他的上司冯玉祥控制的城市西北地区运来更多的小米,这是城市贫民的主要食物。第三,采取措施增加京汉路的煤炭运量。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对民国时期的战争模式尤其敏感,因为大多数战斗都发生在铁路沿线,(17)而铁路则为城市运来诸如食物和燃料等基本用品。由于北京所消耗的粮食和煤炭必须依赖铁路运输,在连接北京与汉口、天津和东北等地的铁路沿线发生战斗或调动部队,势必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供应量有直接影响。(18)整个1925年秋天,交战的军阀、治安维持会、警察、商会、煤炭批发和零售商之间错综复杂的谈判,维系着整个城市的煤炭供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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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维持会类似于社区危机时建立起来的传统的绅商联合会。北京官商界都给予了支持,而参与过自治政府改革的当地政客,则注入了市民积极性的新资源。治安维持会所采用的计划,侧重通过保障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来维持民间安定,与过去的社会实践一脉相承。每年天气转寒,北京的地方精英就投入“冬防”,以防止因季节性失业和物价上涨导致的犯罪和社会动乱。地方精英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人们忍冻挨饿到一定程度,就会铤而走险,以求生存。确实,根据狱中监禁人员的统计来看,在冬季经济犯罪的比率就会翻一番。(20)冬防涉及对城市及其郊区进行更严密的监管和筹款开办粥厂以接济穷人。粥厂一般在10月至来年1月开办,依款物筹集情况和当年冬天的气候而定。粥厂大约三分之一的餐饭由警方提供,其余则来自当地商人和慈善组织的捐赠。(21)1925年末,由于城里食品价格上涨,再加上战乱在北京地区造成的恐慌和混乱,精英分子们自然而然地会认为,这个冬天会比“正常的”冬天更难熬,更多的穷人和难民需要帮助,且要面对更多滋生犯罪和匪患的多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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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警方宣布将有200名持剑军警和100名持枪军警支援警察部队。(22)警方还宣布,他们不久就会开设粥厂,(23)而且在11月,当局还会给穷人和乞丐分发木牌,救济站开始供餐时,就可以拿这些牌子来换粥。(24)可是粥厂直到1月才姗姗来迟,以致平均每月冻死饿死两百人,这对城市居民来说简直是个惨剧。(25)那时,警方估计粥厂每天要为3000人供餐。在城墙外设置粥厂,是约定俗成的做法,这既反映了穷人和流浪汉们都倾向于聚集在城门附近,也说明警方和当地精英也希望他们呆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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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的来袭和战事的报道,使当地人对社会秩序更加感到担忧。为了应对紧张局势,商人们一方面全力支持治安维持会的活动,同时也开始把钱财物资运往使馆区,并部署加强商铺、街道和社区的防护工作。因市面谣言孔多,前门外的商户们组织起一个商团。(26)他们从南直隶雇来了一批武艺高超的打手,还找来了几位精于射击的枪手来加强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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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警卫司令部、警察部队以及私人和相关利益团体携手合作,以慈善和高压手段来维持城市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当局和商界在资助战事和遏制投机行为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冲突。1月,鹿钟麟召集商会理事们要钱。(27)他以慈善的说辞表达了这一要求,说这笔钱是为了给在天津战役中牺牲的国民军将士购置墓地的。根据鹿的说法,保定的商人们已经捐款10万元,他建议北京商人理应比他们捐得更多。一位商会理事起而抱怨道,京师总商会在战争伊始,已经资助国民军30万元,而且战事所导致的经济萧条,使他们难以甚至不可能再拿出更多的捐款。所有理事都认同这一观点,但是鹿仍然不肯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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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在往年,大地回春,按老舍的说法,“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预示着需要“冬防”的恶劣情况已有所缓解。(29)可是到3月,在战事不断的压力之下,贫穷及其所引发的犯罪现象愈演愈烈。报道称,这种令人绝望的经济环境所导致的犯罪潮,使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一位记者指出,“一大批穷人被逼无奈,只得铤而走险,以抢劫偷盗维持生计。就在上个月,京城周边就有百余起拦路抢劫案件,大部分抢匪都拿着棍棒刀枪,但是他们抢到的东西却不值几个钱。”(30)到3月中旬,粥厂每天施粥人次已经达到了8万,而来北京城里和四郊避难的战争难民与日俱增,使得施粥问题更加严峻。(31)一份报纸在回顾1926年时,估计那个春天大约有20至30万难民逃难至北京,这一数量相当于该城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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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月下旬,战争已不再是一个间接的和微妙的压力问题了。从早到晚都有坐着汽车和人力车的伤兵络绎不绝地进城。(33)面对张作霖部队攻击方向的东城门外,溃败的冯玉祥部有大批残兵败卒在那儿徘徊。城门外卖食物的铺子都被迫关门,因为士兵吃过饭后都不肯付钱。也有一些为了从一波又一波饥饿难耐的顾客那里捞一笔,依然在营业。(34)城里名副其实的守军在夜里关闭城门,以控制士兵进城的人流。随着东郊骚乱和犯罪频发,4000名“商人和市民”组成了一支民兵队,在街道和村庄巡逻。(35)前门外的富有商区布防了由武装员工组成的商团。(36)一些店主把贵重物品都搬到了使馆区,使那些在使馆区有仓库设施的银行和企业获利颇丰。各国使馆在全城各个疏散点做了安排,以备其侨民在需要时能够被带入使馆区。(37)据报道,(38)因为父母们都希望女儿在军队暴乱时能得到丈夫的保护,婚轿也忙得不亦乐乎。(39)商铺称有许多年轻工徒失踪,人们猜测他们可能是自愿或被强迫参军,因为只要年满15岁便可入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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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战争对城市造成的威胁,北京绅商各界头面人物联合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度过冯玉祥、段祺瑞政权垮台后的这段真空期。3月22日,一小批前政府官员在紫禁城的一个宫殿内开会,主张通过和平会议来解决战场上悬而未决的问题。(41)与会者包括王士珍、赵尔巽、胡惟德和孙宝琦。前外交总长颜惠庆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前总理王士珍曾任银行董事以及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赵曾参加过1925年11月的治安维持会会议,也曾是张作霖在东北的庇护人。胡也是前政府高官,曾在1924年组织建立北京煤气厂。(42)孙曾担任财务总长、总理、直隶道员,投资过当地煤炭和钢铁公司,还曾与胡一道创办北京煤气厂。他们个个都是资历老道的政治家,并以他们在政府内的地位和在官场内外的人脉,成为旧士绅阶层的现代代理人。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民国政治动荡,一旦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就能招来这些知名人士,随随便便就能指名几个前总理,借着他们的名头和经历在城里斡旋调停。这四人在北京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共享地方精英以及全国各地区人士的人脉关系。他们联名通电反对国民军,呼吁召开和平会议,同时强调了维持北京和平的重要性。几天之后,即3月27日,商会会长孙学仕领导的另一批人重启治安维持会,并召开了新一轮计划会议。(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