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0750
为了应对战争对城市造成的威胁,北京绅商各界头面人物联合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度过冯玉祥、段祺瑞政权垮台后的这段真空期。3月22日,一小批前政府官员在紫禁城的一个宫殿内开会,主张通过和平会议来解决战场上悬而未决的问题。(41)与会者包括王士珍、赵尔巽、胡惟德和孙宝琦。前外交总长颜惠庆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前总理王士珍曾任银行董事以及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赵曾参加过1925年11月的治安维持会会议,也曾是张作霖在东北的庇护人。胡也是前政府高官,曾在1924年组织建立北京煤气厂。(42)孙曾担任财务总长、总理、直隶道员,投资过当地煤炭和钢铁公司,还曾与胡一道创办北京煤气厂。他们个个都是资历老道的政治家,并以他们在政府内的地位和在官场内外的人脉,成为旧士绅阶层的现代代理人。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民国政治动荡,一旦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就能招来这些知名人士,随随便便就能指名几个前总理,借着他们的名头和经历在城里斡旋调停。这四人在北京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共享地方精英以及全国各地区人士的人脉关系。他们联名通电反对国民军,呼吁召开和平会议,同时强调了维持北京和平的重要性。几天之后,即3月27日,商会会长孙学仕领导的另一批人重启治安维持会,并召开了新一轮计划会议。(43)
1703010751
1703010752
随着城市和郊区军事化进程日益加剧,治安维持会及其背后的绅商势力产生了组建一支独立的准军事力量以保持北京和平的想法。(44)城市军事控制在失败者和胜利者手中的更迭,向来是周而复始的军阀冲突中最微妙、最危险也是最昂贵(就进贡军费来说)的一环。一支自产的部队似乎不失为平稳渡过这一难关,并且保护当地利益的一个办法。商会理事杨益俭(音译)是一家进出口店的老板,也是某位将军的兄弟,他把组建队伍的提议付诸为具体的计划。(45)不过这个有点大胆的计划并没有开花结果。但是组织一支地方独立部队的想法,却显示了军阀当道给地方社会造成的这种压力,当地精英对在市级层面为自己塑造正式角色的信心日增。
1703010753
1703010754
治安维持会在前门商区的天津行会设立了总部。至4月初,这个团体将其工作分成六个部门,并通知当局,他们将计划通过选举20位有名望的绅商来监督各个警区,从而接管警察厅的行政工作。(46)治安维持会下属的自卫队配有六百支枪。官员们为难民设立接待中心,还请求军队调用车辆为城市运送食物、食盐和煤炭。前自治运动的活动家在治安维持会中的存在,以及该团体接管城市行政管理的勃勃雄心,意味着当地精英分子试图借这次军事危机,在1926年完成政府在1920年代初自食其言的事情：地方自治。
1703010755
1703010756
飞机在北京上空进行了几轮有节制的轰炸,显然是为了在城市制造恐慌。4月2日,一枚炸弹炸死了一位老妇人。(47)第二天,在飞机试图轰炸内城国民军司令部时,有数万北京居民出来观看。轰炸持续了数日,就连前门和天坛附近都发生了爆炸。有一次,国民军的飞机还紧急起飞迎战。治安维持会向张作霖提出抗议,张起先还称自己对空袭并不知情,随后便建议,若北京市民希望早日结束轰炸,就应尽快将国民军部队撤出北京城。(48)
1703010757
1703010758
为了在目标随意的城市轰炸中稳住人心,孙学仕举办了茶会,邀来商界要人,请求他们不要把贵重物品运往使馆区,(49)因为这会给人们造成错误的印象,而这是孙和其他当地精英极力要避免的。(50)治安维持会要求政府出资4万元来为它现在的行动提供资金,这次的角色转换,当然令商界人士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之前政府和军队总是向他们提出过分要求。(51)据报道,政府同意支付2万元,前提是治安维持会将名称改成不含有警察功能的意思。毋庸置疑,鹿钟麟以及残留的政府,当然不希望自己在城外对付一个更加危险的强取豪夺之徒时,城里还出现一个“平行政权”。
1703010759
1703010760
鉴于这个被当局视为友好竞争者的治安维持会日益坐大和渐得人心,鹿司令最终还是宣布将其解散。警方施展了对付新兴自发联合会的一贯伎俩,将治安维持会定性为非法组织,尽管其囊括了城里几乎每个法团的代表。(52)不过由于治安维持会一直忙着扩大影响力,而鹿司令和其他剩下的国民军都心系南口镇,所以这次“取缔”就显得不痛不痒。治安维持会的力量,扎根于精英阶层的社会关系网和诸如商会之类的组织之中,而非其本身的正式地位或合法性。它的设置就是一个“柔性”组织,可以化解鹿钟麟等武人的冲击,而于参与者的声誉和权力丝毫无损。因此,身为治安维持会领导人之一的王士珍以军人对他漠视为由,在北京的报纸上宣布退出“和平运动”。其实在鹿颁布禁令之前,治安维持会就已经对自身职能做了调整,仅限于处理难民问题,并把建立独立军事力量的计划束之高阁。(53)可在这时,城里百姓已广泛地组织起了民兵,可以说杨益俭宏大计划的分散版已经实现。当军人步步紧逼时,当地精英就退避三舍,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在地方层面上维护自己的利益。像治安维持会这样的架构,本身可以退让或放弃,只要时机有利,还可以卷土重来。
1703010761
1703010762
随着城市局势每况愈下,(54)且冯玉祥部队即将撤退,治安维持会驾轻就熟地再次扮演起了城市领导者的角色。警方报告称,随着患病和饥饿的难民不断进城,他们平均每天会在街上发现35具尸体。(55)在城外,流离失所的士兵和平民的死亡率更高。(56)显然,设立粥厂等“冬防”措施还应继续进行,甚至需要投入更大的力量来应付与日俱增的难民人数。(57)随着社会苦难加剧,治安维持会恳请京兆尹指派治安维持会成员中10位德高望重的前政府官员和政界元老,在鹿钟麟及其国民军离开之后,负责管理城市。(58)鹿欣然同意将警察部队的控制权移交给改组后且“合法化”了的治安维持会。
1703010763
1703010764
为了确立对警察部队的控制,治安维持会首先须设法支付9000名警察和1500名宪兵的薪饷。既然城市自卫队的计划已成泡影,那么这支警察部队的士气及其对治安维持会的顺从就愈发重要。因此,京师总商会、银行家联合会以及各国使馆一起筹集了一笔相当于一个月薪饷的钱,以此来保证警察的配合。(59)鹿钟麟和国民军也拿到了一笔钱。鹿会见了商会和银行家,要求得到一笔200万元的“撤离费”。商会出了四分之三的钱,其余部分则由各银行家以及预征4个月的铺捐来支付。(60)治安维持会和商会还公布了为张作霖、吴佩孚和张宗昌的入城部队送去食物和礼金以表欢迎的计划。(61)
1703010765
1703010766
姗姗来迟的反国民军部队并未缓释治安维持会官员们的重负。这支占领军反而还带来了诸多新问题,尤其是士兵们把大量无担保的纸币带进了城。张作霖此次来京靠的就是印钞机的帮助。(62)当他的部队拿着这些所谓银元券、铜元券像货币一样消费时,就直接抬高了当地铜币的价值。(63)在这种情况下,钱庄老板们不再按照之前的惯例,(64)在每天早上设定当天的固定汇率,也不屈服于官方稳定货币市场的压力。商会就此问题召开了会议,但是钱庄老板们辩称他们的做法是当前形势下唯一理智的行为。商会与银行公会起草了一份规则呈交军方,要求各位大帅采取措施,通过存入现金和向商会担保或表达一种兑换纸币的意愿,来为这些纸币做担保。
1703010767
1703010768
与此同时,张作霖破衣烂衫、纪律涣散的部队开进了城里,举着枪强迫钱庄和其他店铺接受他们的纸币。(65)店主们把铜钱都藏了起来,以免被迫去换那些一文不值的纸币,还经常要为此与士兵们斗智斗勇。商人们用油漆涂掉匾额、搭起脚手架或挂上“维修停业”的牌子,以谢绝顾客。之前还摆着成堆钱币的钱庄的架子上空无一物。(66)鞋店和成衣店只摆放小尺码或女式商品,压根就不想让士兵进门。洋货铺只陈列出大件商品,士兵们想搬都搬不动。当铺则等到中午才开业,而且早早就打烊。店员们延迟了数小时才上工,以缩短交易时间。
1703010769
1703010770
难民和士兵,作为军阀冲突时期的主要受害者和加害者,充斥着这座城市及其近郊。数千名无家可归者在西郊游荡,在那寻找食物和居所。(67)在4月下旬,仅一天就有两三万难民涌入了内城西北角的西直门。西郊北郊及其城门的压力,反映了战局正从城东向西北面发展,冯玉祥部队赶到南口一带布防,伤亡并不大。难民继续从其他各处城门涌入城内。大多数都是没钱住宿的妇女和儿童。难民们还带来了各种暴行的传闻和谣言,致使北京城内人心惶惶。军方高层下令攻击平民者都将被斩首。人们还对军事行动引发的混乱对地方经济的长期损害深感担忧。(68)据估计,有10万左右的士兵占用了农民的房子作为兵舍,而此时正值收获之季,农民们却都被赶进了城里。(69)这支部队后勤补给非常差,士兵们只得靠征用或偷窃食物或其他补给品来维持。部队刚抵达不久,近郊的粮食储备就已告急,使得城里的粮食供应雪上加霜。(70)作为应对,治安维持会致电军队恳请他们派出专列,运送粮食、盐和煤炭到北京。
1703010771
1703010772
当反国民军部队占领了城市之后,一场围绕行政肥缺的竞争也开始了,展现了一幅民国和军阀政治制度败坏时的画面。《华北正报》指出：“直奉双方的领导者们都在角逐京师油水最足的部门。”(71)联军部队向前挺进之时,猎官者紧随其后。有些甚至在围城刚解除时就搭乘第一批列车赶赴北京。
1703010773
1703010774
政府机关最近已经因欠薪雇员纷扰、政治抗议,甚至被学生占领而乱成一锅粥。满怀怨言的官员则成了这个踉跄而行的新政治体系的主要生力军。多名官员要求担任相同官职的现象不在少数。某些政府大楼,有一部分或整个都被等着拿薪酬或被解雇的公职人员占得水泄不通,另一些则空空如也。前议员们试图收回已被寻找住宿的学生所占据的议会大楼。新任京畿警卫总司令却不允许他们进入,除非经张作霖和吴佩孚两人的批准。(72)这些新近走马上任的官员的政治可信度基本上和占领军带来的纸币差不多,虽然没有中立的公证人和代理人来为他们估价。他们政治事业的破产表明,即便这批新来乍到的政治来客占领了民国的行政空壳,治安维持会依旧是这座城市实际上的管理者。
1703010775
1703010776
战争能使城市和农村生活变为一场彻底的灾难。(73)猎官者们为同一个职位你争我抢的场面使体统荡然。士兵与平民争夺食物和居所,总能占得上风,因为他们手持武器,或至少有更好的武器以及使用这些武器的技术,场面相当恐怖。数十万难民只背了些衣物就逃往北京,可见这场灾难规模之大。毋庸置疑,为了打击犯罪和匪患而在乡村建立的民兵团,在某些地区也能防止军纪涣散的部队胡作非为,某些地方的部队尚可约束。但总体而言,农村社会相对于城市来说,更易受到军阀的破坏。不过农村居民会用自己的双脚做出决定。张作霖对北京不痛不痒的轰炸,并未降低其作为战时避难所的价值。军阀对农村地区的侵扰程度,只受部队纪律和规模以及军阀运动对铁路和普通道路的依赖性的影响。
1703010777
1703010778
新一轮的军阀冲突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北京也未能幸免。除了轰炸造成的死伤,治安维持会的努力,也没能防止难民和城市贫民沦为战争所造成或加剧的疾病和营养不良的受害者。北京有许多人已经处在了生存的边缘,城门紧闭、物价上涨、货币市场混乱对经济生活的破坏,将他们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推向了边缘。如此程度的贫困和沮丧,迫使鹿钟麟不得不在其掌权的最后几周里,在护城河和运河边上布置警卫,以防人们投河自尽。(74)R. H. 托尼(R. H. Tawney)将中国农民描述成被水没过脖子的人,一个浪头就能把他淹没。虽然城墙和粥厂这样的设施起到了隔绝战乱的作用,可城内一部分穷苦劳工也和他们的农村同胞有着同样糟糕的境遇。城市居民还遭受了来自军阀的政治暴力。虽然军阀混战的规则让段祺瑞这样的失败者能够保住性命、全身而退,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得胜的部队在北京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枪杀(75)支持国民军、国民党的《京报》主编邵飘萍。(76)(张宗昌为这一暴行的策划者,见图24。)
1703010779
1703010780
另一方面,北京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得恐怖统治和单纯的没收财产难以奏效。城市居民对付丘八伎俩的招数要比一般农村居民多得多。在一个充满小作坊、店铺和住宅的城市里,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胡同和院落,不起眼的藏身之所无处不在。老舍小说叙述祁老太爷是这样度过兵荒马乱的：
1703010781
1703010782
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他……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77)
1703010783
1703010784
没钱也买不起粮食、关窗锁门守在家的人,除了劳动力也没什么能贡献给军队的了,这时军队就会派人来抓壮丁。军人也无法将这些量小数大、遍布全市的粮食和钱财窝藏点搜刮一空。为了获取城市经济资源,他们必须做通那些能够接触到商铺和行会经济的领导人的工作。他们必须与绅商、老政客和形形色色的民间领袖以及法团官员等达成妥协,还得承认这些人作为中间人和调停人的合法角色。虽然对当地精英分子施行高压的意图并非不得而知,但是将处在能把别人的钱交给你的位置上的人枪毙或监禁起来,就不合情理了。
1703010785
1703010786
这一从谈判、妥协、威胁到让步的过程,涵盖了从4月末至5月军队与地方精英之间关于货币问题的争吵。以面值接受军票无异于向他们直接进贡或交税。(78)商会会长孙学仕和治安维持会领导人王士珍都明白,他们及其所代表的人都对城市经济负有道义上和财政上的重托,而要恢复城市经济就必须买通这些军人。不过商会和治安维持会也在条件上据理力争。在商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孙学仕称,他和治安维持会已经要求军阀们从各自势力范围内运来白银以担保纸币,有权以贬值纸币的面值额来缴纳新政权的税收,并禁止用纸币兑换硬通货。(79)如果治安维持会制定的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规定都被接受的话,张作霖和其他军阀就不得不对北京经济进行一大笔净投资。若是这样,他那么当军阀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而且这还会严重限制张调动资源的能力。但是商人、银行家和其他精英只能硬着头皮压缩条件,因为就像鹿钟麟要求并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和平撤军费一样,反国民军联盟势必也会相应地要一笔和平占领军费。据报道,张作霖及其同伙以索要200万元的“贷款”,作为赶走冯玉祥和段祺瑞的代价。北京的银行家和商会讨价还价以100万元。(80)
1703010787
1703010788
直至4月末5月初,随着治安维持会和军队之间的协议逐渐成形并且公开,越来越多的商铺又重新开张营业了。正规政府围绕着联合那些能够获得资金的部门和机构渐渐地开始运作起来。外交部是唯一一个能够支付员工薪水的部门,因为它能得到外国使团所缴纳的关税。(81)由于官府想要得到运行所需的现款,治安维持会变得像一个谈判中心和清算所。银行家周作民给教育部和中小学提供了足够的贷款,帮助他们支付一部分教职工的工资。(82)为获取能够支付警察和警卫部队薪饷的贷款,治安维持会还参与了同北京各大银行的谈判。各银行要求他们的贷款能有所担保,治安维持会则抱怨贷款利率太高。(83)治安维持会成功地当起了政府官员和银行之间的中间人,在整个5月份,它成为政府各部门的主要游说对象。这个组织受到了各部门机构的信件“轰炸”,他们都希望得到资金或提高信贷额度。(84)
1703010789
1703010790
军阀越来越倚重治安维持会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便不得不对自己的鲁莽和破坏行径有所克制。段祺瑞执政时期的外交总长、现任治安维持会成员的颜惠庆,离开治安维持会而充任新政权摄政内阁临时执政。这种合作和政治化的倾向,最初在治安维持会成员中还有一些批评。随着张作霖新政权的蹒跚起步,并在6月端午节的结算中度过了第一次财政危机,治安维持会作为进京大帅和政客的临时社会基础和当地社会有条件的纽带的价值,在新政权和当地精英分子眼中都有所减弱。它在北京的精英为降低“政府”着陆社会造成的冲击,提供了一个调解和谈判的缓冲地带。但张作霖的独裁专行和北京民间领袖的地方自治或地方自卫计划之间,买的和卖的不是彼此要的东西,双方一拍两散也是必然的。
1703010791
1703010792
1703010793
1703010794
1703010796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控制保护成本
1703010797
1703010798
1703010799
[
上一页 ]
[ :1.7030107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