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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加入了工会,工人们就会立即提出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电车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37)邮政工人则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同时每月休假两天,加薪,并保证不拖欠工资。(38)代表电气公司员工、报夫和印刷工人的工会也提出薪酬和工作保障问题等要求。(39)工会组织下的工人们采取的这些初期行动中,没有一例导致罢工或引发暴力行为。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们很快就达到了他们全部或大部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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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运动在全市确立地位的迅速胜利,却让总工会遭遇了第一次政治危机。1928年8月17日,阎锡山司令从其太原司令部下令关闭工会办事处。在一份阐明这一举措的通电中,阎锡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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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以来,二三党部人员,极力蛊惑工人,成立种种工会,煽动阶级斗争,进行猛烈……其为预定阴谋,毫无疑问。风声所播,市民疑怕,(40)富室纷徙。若再长此蔓延,窃恐一旦暴发,为祸之烈,将更甚于粤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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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歪曲工会运动对地方秩序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强调革命与反动的血腥场面,阎锡山明显是想以此威胁党的干部及其支持者。但是党干部们没有慌了阵脚,他们见招拆招,首先上诉南京政府,但是答复却不尽如人意,于是他们就伪造了一份驳回令。在接踵而至的混乱中,工会又恢复了他们的工作。之前谨慎起见而请“病假”的工会领导们,又带起了总工会徽章重新站在公众面前。(42)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僵局与举棋不定,防止了这只反劳工巨兽把6月和7月间结下的组织成果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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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赢得的能够无拘无束地参加在城市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权利,工人既珍视又庆幸。1928年7月7日,市党部组织了一次集会庆祝北伐胜利。(43)游行定在早晨举行,许多公用事业也暂停服务,以便让电车工人、电话接线员和邮政职工等参加。按照计划,夜里还要举办灯会,政府当局援引南京政府不鼓励或禁止大多数公共游行的条令,试图禁止这场集会。但干部们没有让步,游行照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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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介石在北京准备和他的军阀盟友进行谈判,随行卫队也决定参加游行。游行始于天安门外,由各妇女组织领头,后面跟着电车工人、士兵和来自各学校及工会的队伍。旗帜和灯火沿着旧时亭台楼阁和皇家园林曲折蛇行,在这一令人称奇的夜景中,游行队伍穿过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一路北向。当游行队伍到达北海公园北门时,一些妇女放慢了脚步,以至于后面的士兵开始抱怨地嚷道,“前面快点”。电车工人回头告诉他们,前面的妇女由于一整天的集会太累了。于是,士兵们开始讽刺电车工人,(44)粗俗地说,要是妇女们真的走不动了,他们何不背着她们走。工人也开始还嘴,接着双方就爆发了争吵。游行典礼官试图过来调停,却没能成功,士兵们开始攻击工人,他们殴打了好几人,并把他们的灯笼都砸坏了。负责指挥游行的李乐三和张寅卿止住了争斗,下令手下的维持队逮捕并拘留了一名士兵。队伍继续按照既定路线前进,向南过了西四和西单路口,沿着长安街往东(45)朝天安门走去。当游行队伍穿过京畿警备司令部大门时,20名军人和探员冲了出来,抓住了4个电车工人,明显就是因为有士兵被抓而伺机报复。游行者见状,都上来为4个工人解围,却瞧见列队的士兵用步枪对准他们,随时准备开火。由于三一八惨案的可怕景象仍历历在目,“人群警觉地后退了”。党内高层、警察和军方高层于翌日会面,交换俘虏并商讨后续事宜。与此同时,工人们在城里开着两辆挂有反军方标语的电车,以表达“强烈不满”,而且还载着4位受伤的工人作为军方暴行的证据。蒋介石的代表最终同意为争执中受伤的工人支付医疗费用,并起诉涉事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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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的庆祝活动,还引起了工人关于政治权利和老生常谈却又极具争议的带薪假期问题的辩论。带薪假期,对1920年代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工人们一般只有在三大节日才能休息。因此,工人们就把参与政治视为争取缩短7天工作制的合法途径。(46)可想而知,雇主们对工人通过政治手段争取假期的预期十分悲观。澡堂业老板们威胁说,如果理发师继续缺工参加工会总部每周的孙中山纪念会,就把他们从店里赶出去。(47)邮政官员抱怨道,工会成立的这一年里,工人们放的假比之前民国整个17年的加起来还要多。(48)为抗衡与日俱增的工会权力,新成立的北平工厂联合会(49)声称,如果其会员对“假日和更多的带薪假期”的要求让步,他们将被逐出行业。(50)最终双方都做出了妥协,同意在传统节假日之外,再增加一定天数的全国性节日。(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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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薪,防止任意解雇,增加政治自由等,工会也在有限范围内扩大了社会福利。电气公司工会、火柴厂工会、电车工会和财政部印刷局工会为工人或其子女开办了学校。(52)身份低下的工人也以一种新的方式受到了尊重。例如,粪夫也被邀请参加了市党部举办的茶会。(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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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群众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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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工会斗争的过程中,总工会及各工会都壮大起来。在总工会领导人和国民党的帮助下,各工会在与店主和经理的对峙中常常占了上风。张寅卿似乎是位劳工政治的老手,有着煽动公众舆论和开拓军政高层精英关系的本事。1928年10月,总工会计划在丹华火柴厂组建工会。这家有千余工人的工厂因其工资低下、工作环境危险、无情使用女工和童工而臭名昭著。(54)张寅卿手持孙中山画像,迅猛地掠过了写有“谢绝参观”的标牌,轻松克服了工厂管理层对工会的反对。张把孙的画像挂在工厂一个车间里,招呼工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参加集会。工会当场就成立了,选举出来的执行委员会立即列出了一份要求清单。总工会干部就工厂环境写了一份报告,并安排当地报纸登出来,以宣传火柴厂工人的处境。干部们指示工人在报纸曝光当天就向管理层提出要求,以加强对厂方的压力。至此,厂里的工人们已经情绪高涨。在公司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之后,(55)他们决定实行罢工;总工会领导人则劝他们消极怠工,再到党政机关游行。在全城游行的过程中,丹华火柴厂工人成功地博得了警备司令张荫梧的同情,他还派代表与国民党和总工会官员一起参加公司与工会之间的调停会议。经历了数日徒劳无益的对话之后,张荫梧的代表对公司的强硬态度失去了耐心。他扇了一位公司职员一记耳光,在他眼睛上又来了一拳,派人把他架到车上带走了。这事发生不久,公司就同意为全部工人加薪,包括童工,另外每月还为一所工人学校提供捐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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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会运动作为全市政治中的一种存在和大批行业、公司中的一股势力在北京地位巩固之后,李乐三和张寅卿等党和总工会领导人就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工会的组建,转移到了工会事务的管理问题和其委托人与其他团体组织之间的调停斡旋上。在1928年夏秋之际,第一轮组织工会和工会激进主义如日中天,工人们的战斗性经常让李和张不得不在劳资双方之间扮演起调停者的角色。总工会表现出激进姿态时是这样,在有所缓和时更是这样。尽管最初有着激进主义色彩,但总工会有时似乎和其他法团一样,在经营自己地盘上花的心思,即便不比在带领促进工作场所改革的运动上多,也绝不会比它少。应多家报社要求,总工会默许了警方对报夫工会中“不良分子”的镇压。(57)在张寅卿领导下,总工会干部说服了燕京地毯厂工人,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停止罢工,不过还是“有相当部分工人对这一妥协愤愤不平”。(58)没有承认总工会领导地位而擅自罢工的印刷工人遭到了国民党的逮捕。(59)相对管理和秩序带来的利益而言,总工会和国民党市党部更青睐工人本身。但是总工会干部使用合法、守约的话语,并下令制止或缓和工人斗争的倾向,却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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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为了止住1928年夏天劳工运动中大部分都是自发的这股势头,国民党和总工会干部试图维持对各个工会和工帮的控制。自建立之初,总工会等了足足一个月才召开工会代表大会选举出一个执行委员会。(61)与此同时,劳工联合会则成了李乐三和张寅卿手中的工具。尽管从子工会选出来的人成了领导人,但总工会依然要依赖像张寅卿这样的党内专业人士来制定政策和把握工人与其对手进行斗争的分寸。至1928年秋,党组织者以民众训练委员会为中心,构建了一套多层次政治机构,而民训会的作用就是监管总工会及其子工会。民训会引证了过激主义的危险,通知总工会,一旦有工会“影响秩序”的消息,定要立即告知以便其派出干部调停纠纷。(62)作为回应,总工会命令工会在执行怠工之前,须经其同意,以免“轻率罢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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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他们自己和劳工运动不受来自阎锡山之流的打击,更有效地与地方精英打交道,并缓解内部冲突,总工会干部们的为人处世活脱脱一群尽责任的城市管理者。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够对城市大部分工人阶级实施一定控制的组织,这项成功使他们成为了当地政坛中强有力的角色。不过,从其他民间活动家,如安迪生和孙学仕等的职业生涯中不难看出,这种组织上的成就也使他们成为内部反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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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曾有一段时间,总商会等旧法团的领导人似乎会与总工会等新团体,在对国民党意识形态达成共识以及采用精英阶层非正式调解和协调的惯例的基础上,合伙管理城市事务。例如,在1928年的双十节,天安门外的区域被绳子分成了好几大块,分别作为党部、政府、军队、学生、农民、工人、商人和警察的集会地点,这代表了一种国民党式的统合主义。(64)张寅卿和总商会代表冷家骥,与其他协会、联合会和社团的代表同上讲台。(65)不过,尽管大家表面上同舟共济,显示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和团结,但总商会和商民协会对商界控制权的较劲早已开始。有了看似扎实的群众基础,国民党领导人就可以将精力花在拓展工作领域上了。党干部们不仅仅满足于为工人组织工会,还试图进入老派精英分子所霸占的地盘。最终,整个城市社会将被“党化”和“革命化”。可对国民党领导人李乐三和张寅卿来说却事与愿违,在1928年末和1929年,这一基础开始土崩瓦解,因为工人们起来反对现任总工会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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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12月,电灯工会工人同总工会领导人在与公司斗争中使用何种策略产生分歧。(66)工人们要求加薪,不得随意解雇,学徒工和正式工工伤平等赔偿,并通过提高奖金的方式与公司董事一起分红。李有光领导的激进工人显然准备,如果要求没得到满足就切断城市供电。总工会按照既定政策,即保持社会安定而缓和劳工动乱,为贯彻这一政策,总工会就派人去公司制止断电。总工会还召开了有百名工会代表参加的会议,谴责电灯工会的行为。会议最终决议,谴责“反动分子”出来“暗中捣乱”,取消电灯工会会籍,并要求警备司令部逮捕李有光及其支持者。接着,总工会领导人向电灯公司派出维持队,并当场抓了李有光的一个支持者。不服气的电灯工人之后声称,是总工会及当地工会的人鼓动他们采用断电来迫使公司让步的,而工会领导人在12月采取镇压行动的事实则表明,地方基层的战斗性有悖于总部的中庸之道。为了还击总工会的进攻,200余名电灯工人游行至党部大楼,要求与总工会领导人对话。张寅卿出面与工人们谈了一个小时,(67)成功地让工人们相信他们是被误导了。在对总工会立场口若悬河的总结中,张寅卿“辞语沉痛”,抗议者表示服从总工会命令,就返回了公司。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总工会和电灯工人的冲突愈演愈烈。工人们最多只能得到公司口说无凭的让步,而且总工会也并没有撤销对电灯工会的责难。异见工人们找人印了攻击张寅卿和总工会的小册子,并宣称是张寅卿,而不是他们,危及了城市的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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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电车工人中的一派也和总工会决裂。讽刺的是,总工会和电车工人的争端,源自电车工会在1928年秋天采取的一次成功的劳工行动。由于大多数企业和工帮规模都很小,以及同乡关系加强职业认同感的方式,使北京工人在维护团体利益时能表现出惊人的狂热。好斗的水夫和粪夫的极端例子告诉了人们,工人在保卫地盘和生计的时候会多么不择手段。电车司机和售票员也有一种源自职业自豪感、无产阶级意识和经常目睹人们逃票等刺激而产生的斗争精神。1928年11月,发生了一系列涉及士兵拒绝卖票、威胁或殴打司机和售票员的事件,逼得工会只能采取戏剧性的方式来宣传工人的委屈。(68)11月21日起的两天,工人决定照常开车,但不售票,任乘客免费搭乘,工会声明称,他们迭受军人蹂躏,无确切保障,“前途危险,不堪设想”。许多根本坐不起电车的北京居民,都涌上了车。张寅卿与许多特别市政府和公司派来的人一起调停,试图平息冲突。张亲自来到天桥区的电车工会总部与工会领导人们会面。“顾及社会秩序”,工人们同意接受调停,恢复售票。公司方面则答应给被士兵打伤的工人提供补偿,为工会学校每月捐款,增加工资,并且与军方商谈,敦促其加强对城内军队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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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尽管在外人看来,电车工人代表了工人、工会和总工会领导这条统一战线,但是三个月后,这一表面上的团结却瓦解为派系的纷争。(70)1929年2月14日,电车公司半数工人在前门商业区的铁山寺会面,商讨推翻现任领导团体。总工会领导获悉此事,立即派出60人的纠察队开车前往驱散。当总工会的人抵达时,工人们已经散会。接着第二天,200余工人游行至市党部正式请愿。工人们带了一份声明,指出工会领导人盗用了工人的奖金,未能拨付工会学校的资金。而且,总工会选出的工会领导人“毫无知识”,“较之专制军阀,不可以道里计”。有三位工人甚至质疑工会领导人的政策,于是他们便被羁押,还遭到了拷打。工人们抱怨道：“公司与工会,各持异议,我辈工友,无所适从。忤公司则被停职,忤工会则辄遭打倒。”一位国民党官员同意会见工人,他向他们宣扬遵守党纪以及以正当程序替换领导人的重要性。作为回答,工人们高喊口号,要求驱逐领导层中的“害群之马”,公开工会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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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反击称,这些异见工人是前京师警察总监、安福党人朱深的走狗,而朱深正是电车公司常务董事。管理层和工人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能如此串通一气。但是如果大部分工人都愿意把他们的工会领导人形容得比军阀还坏——对士兵及其蹂躏恨之入骨的司机和售票员就爱这么骂人——那么相比之下,公司管理层反而显得好点了。总工会派出维持队逮捕了意图取代工会的“工友俱乐部”8名领导人,并将他们移交警方,还污蔑他们是共产党、反革命分子和反工会分子。地方法庭认识到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不过是左右两派的阴谋,最终宣判这些人无罪。(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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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灯工人和电车工人对张寅卿提出的指控,提示了其专制的、想要凌驾于民意之上的领导方式。(72)总工会侵入了选区基层,挑选工会领导人,并强加给工帮官僚主义和恩庇侍从的色彩,从而招致了唯亲是用、程序不民主和贪污腐败的指控。1928年,在他们急匆匆地组建庞大的工会联合会时,总工会领导人们几乎没有考虑要使工会上层架构与各个团体的需要和偏好相适应。被李乐三和张寅卿招进总工会机构的那些工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不了他们的工友。在电车工会里,“毫无知识”的人被提拔到了领导职位,而工人们更看重的则是学识和技术本领。在最初由总工会带领大家获得成立组织和劳资谈判胜利的阶段,这些冲突还没有显现出来。随着总工会不断强加有违传统习惯的新准则和安插新领导,为了阶级利益和党的统一性而抑制住的紧张气氛变得愈发明显了。电灯工人虽然接受了总工会派来的人,但是之后就称“为多数工友所期望者大为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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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领导人在1928年之前,就秘密地组织了许多在北伐军抵京之后加入到工会联合会的工人,而各工帮则倾向于拥有他们各自传统的团结和斗争方式。1928年,总工会下属工会萌发速度如此之快,部分是因为电车工人、织毯厂工人、印刷工和其他工人早已非正式地组织了起来。虽没有总工会这种保护伞组织的庇护和指导,工人们已经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进行了多年的斗争,结果便是在参与国民党劳工政治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分离感。这种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是城市政治的一个特征。总商会常常是一个各行各业笨拙的联合体。可当商民协会挑战它的权威时,它也警告说：“我们不要第三方插手我们的事。”电车工人等极富现代性的团体,(73)以及人力车夫、粪夫等地位低下的工人,都形成了集体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近乎一种亚文化,有着一般中国人都有的关切。各种不同的社会分工,如售票和挑粪,抑或乡缘关系,如同为山东人,都加强了这种社会隔阂,这种隔阂既强化了对能够舒缓社会隔阂的桥梁的需要,也助长了将总工会和国民党等局外人的控制企图视为篡夺既有特权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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