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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灯工人和电车工人对张寅卿提出的指控,提示了其专制的、想要凌驾于民意之上的领导方式。(72)总工会侵入了选区基层,挑选工会领导人,并强加给工帮官僚主义和恩庇侍从的色彩,从而招致了唯亲是用、程序不民主和贪污腐败的指控。1928年,在他们急匆匆地组建庞大的工会联合会时,总工会领导人们几乎没有考虑要使工会上层架构与各个团体的需要和偏好相适应。被李乐三和张寅卿招进总工会机构的那些工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不了他们的工友。在电车工会里,“毫无知识”的人被提拔到了领导职位,而工人们更看重的则是学识和技术本领。在最初由总工会带领大家获得成立组织和劳资谈判胜利的阶段,这些冲突还没有显现出来。随着总工会不断强加有违传统习惯的新准则和安插新领导,为了阶级利益和党的统一性而抑制住的紧张气氛变得愈发明显了。电灯工人虽然接受了总工会派来的人,但是之后就称“为多数工友所期望者大为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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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领导人在1928年之前,就秘密地组织了许多在北伐军抵京之后加入到工会联合会的工人,而各工帮则倾向于拥有他们各自传统的团结和斗争方式。1928年,总工会下属工会萌发速度如此之快,部分是因为电车工人、织毯厂工人、印刷工和其他工人早已非正式地组织了起来。虽没有总工会这种保护伞组织的庇护和指导,工人们已经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进行了多年的斗争,结果便是在参与国民党劳工政治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分离感。这种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是城市政治的一个特征。总商会常常是一个各行各业笨拙的联合体。可当商民协会挑战它的权威时,它也警告说：“我们不要第三方插手我们的事。”电车工人等极富现代性的团体,(73)以及人力车夫、粪夫等地位低下的工人,都形成了集体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近乎一种亚文化,有着一般中国人都有的关切。各种不同的社会分工,如售票和挑粪,抑或乡缘关系,如同为山东人,都加强了这种社会隔阂,这种隔阂既强化了对能够舒缓社会隔阂的桥梁的需要,也助长了将总工会和国民党等局外人的控制企图视为篡夺既有特权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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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党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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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秋之际在动员城市居民支持上大展拳脚的国民党干部们,却在1928和1929年之交的冬天,经历了蔓延开来的选民反抗和党派斗争的折磨。张寅卿及其支持者上下交困。在南京,汪精卫和丁惟汾等左派人士很快失势于胡汉民和陈果夫等右翼保守派。1928年秋天,负责党务工作的陈果夫开始系统地将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从各地方党部清除出去,代之以右派和蒋介石的亲信。(74)国民党政策的右倾,激起了左派的反弹,他们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或称“改组派”,其核心人物为汪精卫及其他党内主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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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京那些全国有名的政客越来越反对任何草根政治的事物,群众组织和民众运动的领导人自然会向改组派靠拢。1928年12月,作为中央清党活动的一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召回北平市党部李乐三等五人,并从南京派人去替代他们。(75)总工会立即召开大会,由张寅卿主持,与会工会代表两百余人,宣布对被召回干部的支持。(76)为了获得其他省份的地方党部的支持,(77)总工会在通电中呼吁汪精卫重新主持要政,并驱逐陈果夫和胡汉民。市党部也发布了一份类似的抗议书,并引证了这些被调离的“好同志”在张作霖执政时期的地下活动中所做出的牺牲。(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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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乐三走后,张寅卿仍旧努力维持其党部内的影响力和对总工会的控制。迫于南京当局提出的接受市党组织“改正”要求的压力,以及工会运动内部的不满呼声,张寅卿在1929年1月自导自演了总工会新一轮选举,他不再直接参与工会事务,而把自己的支持者,如人力车夫工会领导人韩世元,安插在了重要职位。(79)1929年春,张寅卿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一次群众组织会议,会上还呼吁下野去欧洲的汪精卫回国。(80)在3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多位改组派领导人遭到清洗,为1929和1930年之交的冬天汪精卫等左派异见人士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军阀的结盟埋下了伏笔。可以推断,张寅卿是在1929年加入改组派的。(81)由于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军阀与汪精卫等左派政客双方的联盟尚未促成,因此改组派旗下的地方政客当时如履薄冰。在没有得到军阀们明确支持的情况下,贸然反对南京政权和蒋介石,从短期来看,无异于还没交上一个朋友却多树了一个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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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接下来这几个月,在南京高层的敦促下,右翼干部正努力从张寅卿和大同盟手中收回党政机关的控制权。张寅卿自己也因在劳工运动中树敌过多,使这些外来者有机会组织反对运动。电车工人和电灯工人成了总工会中反对派“新势力”的主心骨,旨在将张寅卿的“旧势力”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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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反对派“新势力”细数了张寅卿的种种罪状,(82)称总工会成立,“实为张某一手包办;工会成立之后,张某又复安置亲信故旧,操纵把持”,“一切行动,从未顾全工人意见”。(83)在不断地表现敌意之后,与南京保守势力结盟的“改正”派终于在1929年秋赢得了当时总工会24个活跃工会中17个的支持,撤换了联合会的领导人。而且,反对派工会清除“旧势力”,开始还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讽刺的是,和国民党右派结盟的工人,从阶级意识和进步的政治行为而言,他们都属于城里最具有“无产阶级性”的一群人。在“改正派”的促进下,党部内亲南京派和反对派工会之间形成了同盟。(84)张寅卿一派只保留住了四个工会的支持：人力车夫工会、工程队工会、清道夫工会和沟工队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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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系使得张寅卿对总工会的控制日渐式微,他在反对派工会面前寡不敌众,但如果他能够稳住城里6000余名人力车夫,那么就人数来说,也不至于相差太多。只要有办法驾驭他们的注意力和热情,人力车夫就能为劳工组织者提供一片支持者的海洋。作为城市管理者和调停者,张寅卿觉得对这些暴躁易怒的选民担起责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人力车夫们的忠心,对于一个受到来自总工会内外对手夹击的政客而言,代表着一种可以利用的群众支持的砝码,随时扣动城市动乱的枪机,可以成为相当大的一笔政治财富。1929年秋,针对“改正派”干部和新势力的攻击,张寅卿及其支持者动员人力车夫来维护他们在党内和总工会内的地位。在与党内激进分子结盟对抗右翼干部及其工人阶级支持者时,人力车夫在某方面也显示出了他们自己的激进性。他们认为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就意味着摧毁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电车。多年来,人力车夫只是聚集在政治边缘的看客、捧场者,奔跑在街上提醒着城市劳苦大众的生计艰辛,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直接登上了舞台的中心,尽管很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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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如,1927年10月,有十名工人和学生因为企图组织劳工联盟而被处决。NCS, 30 October 1927, p.1. 1928年5月,在奉军撤离北京前夕,据说有14名共产党人被杀害。《益世报》,1928年5月18日第7版。1926年4月至1928年5月间,仅天桥刑场一地,就处死了946名共产党人、盗匪。NCS, 31 August 1928,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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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益世报》,1928年7月19日第3版。到1930年,国民党人大幅度地削弱党的活动和动员作用,以致动员群众来支持其统治无从进行。Lloyd Eastman(易劳逸),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16-217; and Hsi⁃sheng Ch’i(齐锡生),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p.184-186. 国民党人削弱党的作用的政策,也是Joseph Fewsmith(傅士卓)的著作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7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的一个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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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bert M. Duncan, Peiping Municipality and the Diplomatic Quarter (Beiping： Peiyang Press,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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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益世报》,1928年6月2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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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un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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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邓昊民：《“本社”始末》,《文史资料选编》第9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第86页。邓提到了1928与1929年共产党在北京的地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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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益世报》,1928年6月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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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文为五分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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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益世报》,1928年6月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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