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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街头看当时中国政治,就会发现它并非荒唐而不切实际。黄公度调查的车夫,从他们的态度和观点中,基本看不出任何非同寻常或奇特的地方,除非你以黄过于正统、实际的僵化观点去评判它们。和其他城市居民一样,人力车夫总体来说是爱国的,对当时各种思想、主义虽不是完全不受影响,却也抱有怀疑,而且期待着自己和子女能过上好日子。从这方面来说,1920年代的中国穷苦劳工与当时第三世界城市的贫民非常相似,研究者们发现他们有“小资产阶级的期望,开拓者的坚韧以及爱国者的价值观”。(73)洋车夫中,几乎每个人都表达了愿意读书的兴趣,更愿意他们的子女也去读书。(74)当被问及读书的好处时,车夫们道出了大大小小各种期望。(75)通过学习,可以发财、做官、当教员、上大学、扬名显亲、当军官、当书记、当总司令和当公安局长,还可以让生活好些、出息大、看报写信不求人、会说外国话、报仇、同女学生来往、“挣门面”,还可以自由结婚。读了书还能让他们不受欺、不上当、不呕气、不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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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贫穷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会如何阻碍他们获得如上述目标那样更加自由、更加满意的舒适生活。他们期望源自一种普遍的城市文化,这是一种照亮通往财富、权力和地位的日益复杂的新旧曲折道路的文化。通过强调生计权利而寻求经济上的保障,对在一种拼死也要保住“饭碗”的城市道德经济中任何受侵害的团体来说,确实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策略。正是人力车夫维护他们生计所遇到的巨大障碍,才让他们的期望看上去近乎疯狂,也让他们最终走上了与其他市民团体不同的道路。他们反对汽车、电车、狡猾的精英调停者、粗暴的士兵和官气十足的警察,而其他团体又何尝不是。新闻记者、城市官员、政客、电车公司和汽车公司的职员以及总商会领导者,他们非常清楚车夫们在1929年夏天所聊的事情。可是他们却逐渐警惕起来,并最终为人力车夫实现其愿望的执着而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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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每个团体,若力所能及,便一定会组织起来,明确提出在经济和政治中取得稳固地位的诉求。在1929年,人力车夫们在这一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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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都感觉生活上的痛苦,然而他们大都对于这种痛苦存一种“乐观”的态度。(76)……认为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或大或小形成了一种势力。从前没有工会时,车厂可以自由或随时增加车份,汽车电车可以自由用最低的票价与洋车竞争。现时可不同了。车厂、汽车和电车多少要在政策方面对于洋车夫方面给与一些注意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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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车夫们并未就此止步。其他受侵害的团体也组织了游行示威,其中有许多会将他们的不满发泄在打架和口角中。但只有人力车夫和其他一些街头工作者联合发动了暴动。到1929年初秋,人力车夫对异常激烈的对峙已经习以为常,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尽管总工会、商界、党和政府的官员和干部都耳熟能详,车夫们还是再次向他们历数了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在他们看来,他们贫穷异常,公共福利严重缺乏,市民同胞漠然视之,救济承诺也一再食言,警方条例更使生计雪上加霜,而其现代化的对手则过于强大。黄公度调查中的这些怨言,诸如批评、恳求和谩骂,只是唤起了他们些许不满之情。而在1929年春天、夏天和秋天的一系列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诉求集中了、条理化了,形成了对城市运行方式的一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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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风潮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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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下旬,人力车夫中骚动风潮似乎有所减弱。在8月和9月初涉及车夫的一连串打斗和示威,以及10月22日的大暴动之间,有那么几周却是风平浪静,关于组织或动员车夫的消息寥寥无几。人力车夫又退居到了报纸上惯常的版面,成了趣闻轶事的主角,让人又可怜又担忧。在这种气氛下,报纸上报道了一则东单牌楼发现44岁车夫坐毙在车上的令人悲伤的消息,不过现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78)然而,车夫们进行公共和集体战斗的能力并没有消失。就在暴动发生三天前,一位车夫和一名士兵为车费而起了口角,(79)旋即便有两三百名车夫冲出来为他们的伙伴打抱不平。(80)幸亏一队巡警及时赶到,要不然车夫们就会把这名士兵抓到支部去。这次事件让当地居民“怕出大事”,都逃回了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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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夫们在夏天这几个月“蓄着”的“这种暴动野心”(按照黄公度的说法),让他们紧抓着这种激进主义,直到当地政治峰回路转,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以特殊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慨。若不是张寅卿及其对手创造了一种能够将反抗情绪和风气转变成公开暴动的机制,这一政治能量本会自行消退。直到暴动前夕,总工会对待人力车夫推进其更激进目的,依然半推半就。张曾试图安抚和控制他的车夫选民。这种对于社会支配的政治的承诺,最终成为他不顾一切地试图转移总工会和党部挑战其权力的牺牲品而结束了。在此期间,人力车夫的不满似有软化,而农民、僧人、电车工人以及普通市民轮番登上群众抗议的舞台,不断地往城市政治中注入冲突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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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和1929年,有越来越多的团体和阶层开始使用群众政治的语言和策略,这在9月30日这天尤其富有戏剧性。这天,有5000名郊区农民和菜贩游行至城内,手中挥舞着抗议的标语。(81)千方百计进行搜刮的政府当局决定废除已经实行数百年在城门口征收的菜业牙税,改以向包税人出售课税权以提高税收。买下这一特许权的企业家们以“惠民菜业专行”的名义,公布了税率比以往高出一百倍的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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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者先在西城旧农商部大楼集会。大楼中有五个国民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包括北平农民协会。身为张寅卿旧派系成员的国民党干部韩世元,鼓动人们“打倒压迫我们的菜业专行”,但也警告集会者严守秩序：“苟秩序散乱,反动分子侵入,非但请愿不能成功,且恐发生危险。”(82)示威者从那里成四纵列往南向西单牌楼进发,然后东拐走向市党部大楼。人群高举着“打倒专行”的农协标语和“铲除剥削农民菜业专行”等横幅。农协领导者走进市党部与官员协商,而人群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国民党执监委员会成员李汉鸣,是由南京支持来对抗韩世元以控制地方党政机关的,他出来对人群说：“北平市前曾有几次请愿,惟这次人数众多,务祈严守秩序为要。”当李同意将要求传达给上级时,人群呼喊着拥护市党部的口号,然后出发,沿西长安街朝市政府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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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府,由于市长张荫梧本人不在,便由他的助手出面,与人群代表协商达两小时之久。随着下午的时间慢慢过去,连饭都没赶得上吃的抗议者开始变得焦躁不安,随意在大街上走动,阻碍电车通行,有三四十辆车被堵在了后面。由于市民早就把电车停运和关闭城门一样,当成了政治和社会动乱的晴雨表,因此,农民们这明显是不经意的举动,却让他们害怕会有更大的冲突正在酝酿。张荫梧这位年轻而有活力的军人政客,终于骑着自行车赶到后,向众人群保证会废除专行,人群中立即响起了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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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农民在城市中心的出现,向有产阶级敲响了警钟。还记得义和团暴动或南方共产党农民起义的商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农民运动感到不安。为应对这种局面,总商会召集起了自卫商团。(83)由于警方拒绝为他们提供步枪,商会只得配发木棍,在前门安排人手站岗,保卫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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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蔬菜市场渐渐恢复了正常,(84)群众政治的新团体——佛教僧侣,又上了街。10月5日,2000余名和尚、道士、尼姑、喇嘛和信众冒雨游行,抗议电车工人占领铁山寺(85),因为工人们之前占用了位于前门和天桥区中间的铁山寺作为子弟学校。电车工会声称寺庙处于闲置,而且还在寺内找到过烟枪和淫秽书籍。信佛的官员致信警方,要求惩罚工会领导人并将寺庙归做宗教用途。在游行前一天,和尚道士们在中山公园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阐明自己的立场,并向公众分发宣传资料。游行井井有条,从报纸上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身着长袍的僧侣们手持旗帜和木鱼,沿着电车轨道游行,几十名车夫在一旁看着。作为反击,电车工人则在车厢上贴满了反对佛教的标语和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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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起一场针对佛教徒的反教权运动,工人们得到了城里其他自居现代主义和反传统观念的团体的支持。市学生联合会发布了“破除迷信宣言”,谴责僧侣“不劳而食”,还“勾结贪官污吏及当地土豪劣绅”。(86)然而,这一观点不太可能在一个佛教盛行的城市,特别是普通市民和贫民中获得支持。(87)乐善好施也为佛教徒赢得了不少朋友。22家贫民工场在一份请愿书上署名支持佛教徒的立场。(88)给佛教徒贴上有害和“不劳而食”的标签,使得电车工人在铁山寺事件中面临在佛教界外树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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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徒反对强占寺庙游行的两天后,电车工人又卷入了与另一群工人之间的冲突。10月7日,市工程队在前门修缮道路,暂时阻碍了电车通行,于是便触发了他们与司机、售票员的争吵和斗殴。(89)警察前来制止了争吵,但已经有数人受伤。五天之后,在同一地点附近又爆发了一场冲突,(90)于是电车工人们就离开岗位,游行至旧机关大楼的总工会办事处讨公道。(91)警察最终派人过来,把因工人停工而堵塞在那里的20辆电车开走了。在随后的处理中,两名工程队工人被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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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胜工程队工人的过程中,电车工人利用了道路工人在总工会内部没有保障这一有利条件。市政府雇用了上百名普通工人来养护道路、清扫大街以及疏通下水道,这几百名工人被归入了三个工会。但是市政官员们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不允许政府雇工组织工会。(92)尽管有这一不利裁定,道路工人工会还是设法保住了他们与总工会的从属关系。可是他们却没有电车工人等团体那样有完全的合法地位。电车工会在争取官方公断时,便利用了对方这一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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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工人此时已以其政治老练和政治独立而出名,他们在利用政党和群众政治攻击对手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能。“双十节”期间,在这个本应是庆祝所有团体团结平等的盛会中,电车工人成功地把关乎他们自身利益的特殊问题摆到了中心位子上。(93)10月10日,据估计有7000余人参加了紫禁城内的晨会,太和殿前搭起了讲演台,而居于主席之位的是南京政府于1929年5月派来“改正”市党政机关的右翼干部。张寅卿已经从他习惯的群众政治事件主持人的位子上被挤走了。“改正派”成功夺取了民训会的控制权,而这正是张寅卿在国民党指导的群众政治中施展拳脚的基地。(94)右翼干部们在发现总工会根深蒂固之后,决定“先从下层做起”,清洗组织。(95)这一策略以及张寅卿的局部失势,为电车工人和其他异见团体提供了把他们的要求摆在渴望建立群众基础的政客面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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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在平时分外安静的宫殿里,101响鸣枪致礼标志着集会的开始,紧接着升旗并朗读孙中山遗嘱。人群对孙中山像三鞠躬,然后有党和政府官员发表演说。一位从活动伊始就在场的记者形容,参与者“有不同寻常的热情,而且秩序井然”。在讲演台上露面的张明经和李汉鸣,都是亲南京派的主要成员。张明经作为主持官员,就统一和党派这一适时问题发表了演说。在指出了这是民国18年历史上首次实现“真正统一”后,他警告道：“反动派时时蠢举,仍未达到真实之和平。”正当演讲还在继续时,电车工会的人突然带着他们关于铁山寺事件的提案走向讲台,要求当场宣读。张与其他人商议了片刻,同意“付大众表决”。提案要求特别市政府将城内所有寺庙于一周内废除,改办工厂和劳工学校。原本向政府的请愿变成了最后通牒,因为如果市政当局拒绝或拖延时间,五大团体将召开一个“全市市民大会”,自动废除所有宗教场所。最后,电车工会还特别要求将铁山寺产权归其名下,任何之前抗议过工人占领寺庙的僧侣都要受到惩罚。决议虽然通过,面临的却只是巨大的骚动。结果,总工会代表担忧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决定取消接下来的集会游行。综合表达群众团结与忠诚国民党及其运动的仪式过后,团体政治和竞争所引起的骚动便浮到了面上。电车工人的战术导致了一场华而不实的公关胜利。正如市长张荫梧事后所言,“电车工会自青白帜飞扬平市以来,迭与军警宪各界发生冲突,近且与工程队及和尚大肆斗争,已成平市极鲜明之目标”。(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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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一致与团体政治潜在的腐蚀效应之间的另一个反差迹象是,当迟到的电话工人试图穿过菜贩队前面,以到达他们自认为的在工会的优先位置时,(98)菜贩们不肯定让路,电话工人便用棍子打他们。警方和总工会职员不得不插手阻止斗殴。市级团体和活动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们得在他们所负责的纷争不休的选区盖上一层似有正式共识的面纱。如果说大众民族主义和精英协调的传统是制造这层面纱的利器,那么阶级、地位和权力上的差异,也同样能够将其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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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风潮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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