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1873
1703011874
(155) 《华北日报》,1929年10月31日第7版。
1703011875
1703011876
(156) China Weekly Review, 7 December 1929, p.26.
1703011877
1703011878
(157) 279
1703011879
1703011880
(158) NCS, 6 November 1929, p.12.
1703011881
1703011882
(159) NCS, 30 October 1929, p.12.
1703011883
1703011884
(160) NCS, 26 February 1930, p.2.
1703011885
1703011886
(161) 280
1703011887
1703011888
(162) 引自Anthony Oberschall,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73), p.111.
1703011889
1703011890
(163) 281
1703011891
1703011892
(164) 王际真(Wang Chi⁃chen)编译：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1703011893
1703011894
(165) 282
1703011895
1703011896
(166) 老舍：《骆驼祥子》,第290页。
1703011897
1703011898
(167) 老舍：《骆驼祥子》,第304页。
1703011899
1703011900
(168) 283
1703011901
1703011902
(169) E. J. Hobsbawm, “The Machine Breakers”, in Hobsbawm,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Hobsbawm and George Rude, Captain Swing (New York： Pantheon, 1968).
1703011903
1703011904
1703011905
1703011906
1703011908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第十二章 城市政治中的秩序与趋势
1703011909
1703011910
1703011911
1703011913
错位的发展
1703011914
1703011915
1703011916
1703011917
(1)在1928年,身为京师总商会会长的烟草商人王文典,辞去了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职务。王埋怨说,他(也大概是指他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已经对花数千元补助这个团体感到厌烦。(2)中华民国之下,有众多贴有“全国”标签的组织,往往只在一定地区有影响力,这就像曹锟,虽是“大总统”,可他的势力却出不了京城。位子坐得“越高”,或与“中央”走得越近,越有可能遇到这些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壳层。如果当地有对应的上级全国性组织存在的话,地方性商会、劳工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等,要比这些全国性组织强大很多。但是,以这种方式构建起来的权威运作的半虚构层级框架,一旦其中央被夺取并巩固起来,接管了这种组织的全国性和全市性网络,其关系的天平就可能发生逆转。到1920年代末,相当比重的中国城市居民已经达到了与其民国国民身份相当的政治觉悟水准。商人、工人、学生、妇女、郊区农民和各行各业的人加入全市性协会和工会之中,等待着最终被整合到全国性系统之中。
1703011918
1703011919
(3)整合规模的扩大趋势在中国城市社会获得了广泛支持。植物向阳生长,现代的中国人团体迎着政治权威发展。即便是在民国政体黯淡的情况下,从城市居民愿意被自称有全国政治权威的机构和个人所管理和动员来看,就不难发现有一种大合并的运动趋势。这种中央化的趋势并非源于惧怕上级或盲目服从。从1920年代北京所有团体和阶层政治活动的记录资料来看,反而能发现一种与生俱来的挑战警察、雇主、政客和军阀权威的战斗精神和积极主动性。具有政治意识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国家干预的意义,它不仅能够协调公共产品的生产,例如社会安定和经济保障,还能使现有社会秩序具有合法性(或丧失合法性)。
1703011920
1703011921
如果按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说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人重视的是“治国之道”(statecraft,“统治;摄政、政权、支配、控制之意”)和“国家威仪”(stateliness,“壮观;壮丽、炫耀、尊严、风度之意”)的实用性。(4)凭借着身居中国政治中心的地利,北京居民完全能够分辨政治元素中哪些是行政,哪些只是仪式,也能理解两者之间的互相关系。传统上,城市精英都是在国家提供的行政和标准的环境下运作的。行会成员和士绅人士会负责管理消防救火、抓捕小偷、接济穷人,并精心策划节日庆典以及那些令其权威更孚众望的典礼仪式等。(5)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军人、官员和朝臣还在其他地方忙着维持一套高压的、规范管理的机构,以支持、协调他们在地方上的努力,并使其拥有合法地位。(6)民国时期,城市居民已从臣民变成了公民,他们所面对的各个政府都装模作样地要承担更多行政负担,而且还要求得到现在基于国家主义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然而,政府总体来说既不高效也有负众望。这对已经表明愿意支付警察部门的昂贵开销而被管理,又热衷于在政治上参与天安门抗议示威的城市居民来说,可是个棘手的问题。(7)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等待一个能力相当的政府出现外,什么都做不了。北京不同于革命的巴黎,她自己无法孕育出如此一头猛兽,但是政治中心的地位一旦恢复,这座城市就会全方位地表现出服从其领导的意愿。在此期间,地方政治的防御工事,包括久经考验的行会制度和新近修建的法团制度得到了维护,还抵御着表现差劲的政府以及对现状不满的阶层和运动。(8)中央层面的政治失败,势必会使政治发展,从政府机构向准政府机构、从国家向地区、从中心向边缘产生位移。
1703011922
[
上一页 ]
[ :1.70301187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