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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王际真(Wang Chi⁃chen)编译：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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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老舍：《骆驼祥子》,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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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老舍：《骆驼祥子》,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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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 J. Hobsbawm, “The Machine Breakers”, in Hobsbawm,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Hobsbawm and George Rude, Captain Swing (New York： Pantheon,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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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第十二章 城市政治中的秩序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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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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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1928年,身为京师总商会会长的烟草商人王文典,辞去了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职务。王埋怨说,他(也大概是指他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已经对花数千元补助这个团体感到厌烦。(2)中华民国之下,有众多贴有“全国”标签的组织,往往只在一定地区有影响力,这就像曹锟,虽是“大总统”,可他的势力却出不了京城。位子坐得“越高”,或与“中央”走得越近,越有可能遇到这些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壳层。如果当地有对应的上级全国性组织存在的话,地方性商会、劳工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等,要比这些全国性组织强大很多。但是,以这种方式构建起来的权威运作的半虚构层级框架,一旦其中央被夺取并巩固起来,接管了这种组织的全国性和全市性网络,其关系的天平就可能发生逆转。到1920年代末,相当比重的中国城市居民已经达到了与其民国国民身份相当的政治觉悟水准。商人、工人、学生、妇女、郊区农民和各行各业的人加入全市性协会和工会之中,等待着最终被整合到全国性系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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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合规模的扩大趋势在中国城市社会获得了广泛支持。植物向阳生长,现代的中国人团体迎着政治权威发展。即便是在民国政体黯淡的情况下,从城市居民愿意被自称有全国政治权威的机构和个人所管理和动员来看,就不难发现有一种大合并的运动趋势。这种中央化的趋势并非源于惧怕上级或盲目服从。从1920年代北京所有团体和阶层政治活动的记录资料来看,反而能发现一种与生俱来的挑战警察、雇主、政客和军阀权威的战斗精神和积极主动性。具有政治意识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国家干预的意义,它不仅能够协调公共产品的生产,例如社会安定和经济保障,还能使现有社会秩序具有合法性(或丧失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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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说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人重视的是“治国之道”(statecraft,“统治;摄政、政权、支配、控制之意”)和“国家威仪”(stateliness,“壮观;壮丽、炫耀、尊严、风度之意”)的实用性。(4)凭借着身居中国政治中心的地利,北京居民完全能够分辨政治元素中哪些是行政,哪些只是仪式,也能理解两者之间的互相关系。传统上,城市精英都是在国家提供的行政和标准的环境下运作的。行会成员和士绅人士会负责管理消防救火、抓捕小偷、接济穷人,并精心策划节日庆典以及那些令其权威更孚众望的典礼仪式等。(5)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军人、官员和朝臣还在其他地方忙着维持一套高压的、规范管理的机构,以支持、协调他们在地方上的努力,并使其拥有合法地位。(6)民国时期,城市居民已从臣民变成了公民,他们所面对的各个政府都装模作样地要承担更多行政负担,而且还要求得到现在基于国家主义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然而,政府总体来说既不高效也有负众望。这对已经表明愿意支付警察部门的昂贵开销而被管理,又热衷于在政治上参与天安门抗议示威的城市居民来说,可是个棘手的问题。(7)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等待一个能力相当的政府出现外,什么都做不了。北京不同于革命的巴黎,她自己无法孕育出如此一头猛兽,但是政治中心的地位一旦恢复,这座城市就会全方位地表现出服从其领导的意愿。在此期间,地方政治的防御工事,包括久经考验的行会制度和新近修建的法团制度得到了维护,还抵御着表现差劲的政府以及对现状不满的阶层和运动。(8)中央层面的政治失败,势必会使政治发展,从政府机构向准政府机构、从国家向地区、从中心向边缘产生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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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毛泽东来说,中国人民是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那么民国的城市就是一张处理过的油画布,拉得紧紧地裱糊了起来,它能对精湛的政治技艺产生共鸣,却容不得破绽百出的理念和新手的糟蹋。三位民国政治人物——袁世凯、张勋和张作霖——在他们逗留北京时试图复辟君主制,恢复这座城市的帝都地位,等待他们的只是嘲笑和失败。(9)天坛的祭祀,证明是与天安门外的群众政治仪式水火不相容的。在1928年和1929年,年轻的国民党组织者照着党治模式努力改造这座城市,而成效却不明显。他们的努力遭到挫折,不仅是由于内部的冲突,而且还由于当地精英分子连让给他们这块城市社会和政治画布的一两个边角都十分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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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政治胜利,须有对公民权利作为现代政治基础的现实及其潜力的认识;将一个完整的、吸引人的政治远景充满(或至少围绕着)政治中心的能力;以及冲破城市政治的防御工事而在店铺、工厂、办公室和四合院接触到城市居民的意愿和本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国的政治工程举步维艰,城市政治的主动权也就从既有社会政治秩序的进攻者那里转移到了防御者手中。(10)对军阀这样的局外人来说,城市政治的防御工事简直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迷宫。而对进入迷宫的国民党革命者来说,处处碰壁,既耗尽了干部动员群众支持的能力,也耗尽了最初派他们承担改造使命而又决心收回成命的南京那个中央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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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警察厅、京师总商会和总工会的历史所示,北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有足够的弹性来适应定向变革。不过,从各个团体承受外界压力和抵御外来干预的能力来看,也不难体会到城市弹性的限度,恰如其城墙所带来的物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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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城门被设计得至少要和城墙一样雄伟,这个容纳了城内大小团体的半封闭式环境暗示了,它既有对外界盟友开放和管理的意愿,也有击退入侵者的能力。在总商会和总工会等组织的政治活动中,既有兄弟阋墙而共御外敌,也有请援入门而助攻对手。吊诡的是,组织规模越大,防御范围越广,大门越可能敞开。就连牢不可破的粪夫和水夫行会,当派系斗争的逻辑需要请援入门时,警察、记者、工会组织者和检察官就能登堂入室。在由诸多独立行会、工会和学生团体联合的大型组织里,共同意识相对较弱,依赖外部的意识形态以获得合法性,更容易让局外人和外部势力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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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帮、口子等城市最基层单位,与其上层的联系是间接的,它们通过内部复制占支配地位的家长式权威模式的能力,而不实际触及所在行会的权力结构。依法建立的市级组织则直接与政府接洽。这颇有点像北京的城门与城墙。在1920年代,北京城最显眼的两座城门或许就是天安门和前门了。在天安门外,(11)一座较小的皇城门(12)出乎意料地被迫扮演起了民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角色,一批批的人在此集会,以创造和维持群众民族主义。天安门内则有故宫博物院。天安门在博物馆化的王朝过去和群众政治的未来之间划下了一条分界线。紫禁城存在的仪式意义,不过只是衬托了城外的新型政治仪式。而分割内城“官界”和外城“商界”的前门,也为适应日益繁忙的交通而进行了改造。正如繁忙的交通一样,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也因频繁互动而连接了起来。政府的衰败与瓦解,中断了国家与国民的联系,至少对于政治这条双向车道来说是如此,但是通过各色干部的活动所建立起来的正式沟通的习惯,却从未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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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守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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