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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 王巍 付子堂 邢广程 邬书林 刘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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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成 齐晔 杨光 李友梅 李平 李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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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 李向阳 李林 李国强 李剑鸣 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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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源 李强 邴正 吴大华 吴志良 邱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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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旭 张宇燕 张异宾 张蕴岭 陆建德 陈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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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声 林文勋 卓新平 季卫东 周弘 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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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秀 郝时远 胡正荣 俞可平 贾庆国 贾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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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 徐俊忠 高培勇 唐绪军 黄平 黄群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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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卫东 章百家 谢寿光 谢维和 蔡昉 潘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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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 魏礼群 魏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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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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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 湖南湘乡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留学史、中国现代政党史、中华民国史与20世纪中国革命等，主要著作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合著）、《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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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三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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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初于2003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10年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增补后，改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现又有幸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列入其“社科文献学术文库”再版，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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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至今，又过了8年。在此期间，本人的研究重心虽然转向了中共党史，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密切互动关系，对国民党历史的关注仍然持续。近年来，随着蒋介石与国民党相关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很多的历史细节更为清晰，对相关史事的认知自然也更为丰满。不过，本人对1949年以前国民党组织形态的整体把握与判断基本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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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基本没有改变”，意味着还是有点改变的。这个“点”在哪，在本书的开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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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开宗明义即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两者均是‘以俄为师’的结果”。亦因为此，全书选取1924年作为考察国民党历史的开端。应该说，就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组织体制这一点而言，1924年这个时间节点仍然是重要的。只是近年来进一步阅读相关史料后，感觉对孙中山在1924年的“突变”看得过重了一点，而对孙中山在1924年之前的“渐变”有所忽略。中国国民党由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中华革命党（1914～1919）演化而来。学界对同盟会、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均有丰富而深入的探讨，而对中华革命党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人此前同样轻忽了中华革命党的历史意义。相对于之前同盟会的反清革命、民初国民党的议会政治运作以及之后中国国民党的北伐与训政，中华革命党的“事功”确实要逊色得多。然而，仔细考察之后发现，看似平淡的历史背后，仍有值得深入探讨之处：民国建立后，为顺应国人对共和民主的追求，同盟会改组为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但在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再起革命，重建中华革命党，意味着孙中山抛弃“议会政党”道路，重新回归“革命党”。而这一次回归，影响深远，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次党名的改变，而且是孙中山革命理念与建国方略的重大转折，并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政制的历史走向，之后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乃至北伐之后的党国体制，均是这一时期孙中山思想脉络的延续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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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虽然一度接受了“改会为党”的既成事实，但其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于“革命党”时代，怀有浓烈的“革命党”情怀。而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不成功，为孙中山的再起革命及其革命训政思想的复活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与历史的契机。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后，孙中山强调中国国民党的性质仍然是“革命党”。1919年8月5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发表演说，自称是革命党的代表，并强调“革命党”的特质有四：一，“革命党的能事就在革命”；二，“革命党只能革命”；三，“革命为革命党毕生惟一的事业”；四，“革命党革命以外无能事”。这意味着孙中山的革命诉求是不断革命，永远革命。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强调革命党于革命成功以后要继续以党治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与列宁的主张原本就是相通的，亦可以说以俄为师是孙中山自中华革命党以来其革命思想演变之自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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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第三版出版机会，略做以上一点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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