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2825
1703012826
曹卫东 章百家 谢寿光 谢维和 蔡昉 潘家华
1703012827
1703012828
薛澜 魏礼群 魏后凯
1703012829
1703012830
1703012831
1703012832
1703012833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1703012642]
1703012834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作者简介
1703012835
1703012836
王奇生 湖南湘乡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留学史、中国现代政党史、中华民国史与20世纪中国革命等，主要著作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合著）、《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主编）等。
1703012837
1703012838
1703012839
1703012840
1703012841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1703012643]
1703012842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三版说明
1703012843
1703012844
本书最初于2003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10年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增补后，改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现又有幸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列入其“社科文献学术文库”再版，深感欣慰。
1703012845
1703012846
第二版至今，又过了8年。在此期间，本人的研究重心虽然转向了中共党史，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密切互动关系，对国民党历史的关注仍然持续。近年来，随着蒋介石与国民党相关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很多的历史细节更为清晰，对相关史事的认知自然也更为丰满。不过，本人对1949年以前国民党组织形态的整体把握与判断基本没有改变。
1703012847
1703012848
说“基本没有改变”，意味着还是有点改变的。这个“点”在哪，在本书的开端部分。
1703012849
1703012850
本书开宗明义即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两者均是‘以俄为师’的结果”。亦因为此，全书选取1924年作为考察国民党历史的开端。应该说，就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组织体制这一点而言，1924年这个时间节点仍然是重要的。只是近年来进一步阅读相关史料后，感觉对孙中山在1924年的“突变”看得过重了一点，而对孙中山在1924年之前的“渐变”有所忽略。中国国民党由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中华革命党（1914～1919）演化而来。学界对同盟会、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均有丰富而深入的探讨，而对中华革命党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人此前同样轻忽了中华革命党的历史意义。相对于之前同盟会的反清革命、民初国民党的议会政治运作以及之后中国国民党的北伐与训政，中华革命党的“事功”确实要逊色得多。然而，仔细考察之后发现，看似平淡的历史背后，仍有值得深入探讨之处：民国建立后，为顺应国人对共和民主的追求，同盟会改组为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但在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再起革命，重建中华革命党，意味着孙中山抛弃“议会政党”道路，重新回归“革命党”。而这一次回归，影响深远，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次党名的改变，而且是孙中山革命理念与建国方略的重大转折，并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政制的历史走向，之后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乃至北伐之后的党国体制，均是这一时期孙中山思想脉络的延续与实践。
1703012851
1703012852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虽然一度接受了“改会为党”的既成事实，但其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于“革命党”时代，怀有浓烈的“革命党”情怀。而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不成功，为孙中山的再起革命及其革命训政思想的复活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与历史的契机。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后，孙中山强调中国国民党的性质仍然是“革命党”。1919年8月5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发表演说，自称是革命党的代表，并强调“革命党”的特质有四：一，“革命党的能事就在革命”；二，“革命党只能革命”；三，“革命为革命党毕生惟一的事业”；四，“革命党革命以外无能事”。这意味着孙中山的革命诉求是不断革命，永远革命。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强调革命党于革命成功以后要继续以党治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与列宁的主张原本就是相通的，亦可以说以俄为师是孙中山自中华革命党以来其革命思想演变之自然产物。
1703012853
1703012854
趁第三版出版机会，略做以上一点补充说明。
1703012855
1703012856
1703012857
1703012858
1703012859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1703012644]
1703012860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内容提要
1703012861
1703012862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
1703012863
1703012864
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意味着孙中山所设计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主宪政目标，又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时常成为体制外势力用来批判和攻击其党治的有力武器。
1703012865
1703012866
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国民党实际上根本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仅控制了约25%的国土和66%的人口。由于党力不足，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蒋介石最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在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
1703012867
1703012868
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1703012869
1703012870
1703012871
1703012872
1703012873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1703012645]
1703012874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Abstract
[
上一页 ]
[ :1.70301282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