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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前夕，廖仲恺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做过这样的解释：“此次之所以必改组者，本有极大的原因，广州政治起伏之经过有三度……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又称：“吾党情形，目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虽亦有力量，然不过一部奋斗之历史而已……改造中国之责既在吾党，倘非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徒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以负此伟大责任。”廖仲恺在指出国民党组织存在的两大缺陷后，紧接着说：“前数年已觉本党之有缺点，但不知缺点在何处，今年始寻出，故遂决然改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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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廖的解释，“今年始寻出”者，自当在1923年初“改进”工作完成以后。廖虽未具体说明“今年始寻出”之原因，但从此后国民党仿照俄共模式进行改组这一点，不难推测其原因乃受俄共之影响。不过，当孙中山着手国民党“改进”工作时，联俄容共已开始实施，且有陈独秀等中共党员直接参与其事，何以是时未即仿效俄共模式进行改造，以“毕其功于一役”？其间当另有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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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追循孙中山联俄的思路历程，不难发现，孙对苏俄的认识及其联俄的兴趣点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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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孙中山在与俄国人波达波夫的一次会谈中，曾不止一次地表露出他不相信俄国能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14]1921年8月，孙中山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一封信中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15]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联俄的兴趣点主要在如何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物质援助上，而非引进苏维埃的政治制度或借鉴俄共的组织形式。1922年9月，在与苏俄代表的一次谈话中，孙直截了当地要求俄国提供援助。他提出想在中国西北组建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希望俄国能提供交通工具、武器弹药，甚至飞机。[16]此后，孙在与苏俄的联系和交往中，又多次向俄方提出过类似要求以及请求给予财政援助，甚至指望苏联红军入满洲进行直接干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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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俄。代表团主要考察了苏俄的军队建设，了解了红军的军政组织情况，以便按照红军的榜样组建和训练新军。显然此时孙中山对苏俄的兴趣点主要是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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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俄方面观之，在1923年初以前，其对华政策多管齐下，一方面，为贯彻其世界革命“东方战线”的构想，开始积极在中国寻找伙伴和盟友；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其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又试图与北京政府建交。苏俄还曾酝酿利用中国各种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联盟和矛盾，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对苏俄友好的政府。因此，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只是苏俄对华政策中的众多战略伙伴之一。直到1923年1月，俄共中央政治局赞同越飞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战略之后，[18]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才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大约从这时起，苏俄开始提醒孙中山不要执着于单纯的武装革命，而应该注意健全党的组织和重视思想政治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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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初，孙中山完成国民党“改进”工作计划后，从上海回到广东，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但这个时期广东局势动荡不安，1923年初所制定的国民党“改进”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加之这个“改进”方案所确立的组织形式仍未脱旧制，注重上层，忽视下层，组织散漫如故。对此，苏俄在决定向孙中山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也要求孙中山注意党的组织建设。如1923年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定资助孙中山200万墨西哥元的同时，也提醒孙中山不要过于注重军事行动而忽视组织准备工作。[19]维经斯基甚至建议俄共中央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中山提出条件：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地方军阀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20]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也提出了要“扩大和改组国民党”的主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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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一再提醒孙中山注意国民党的组织建设，表明苏俄对国民党的组织体制并不满意，预示着苏俄有将俄共组织模式向国民党输出的意向。1923年7月底，俄共中央政治局派遣鲍罗廷前往中国，充当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值得注意的是，苏俄派遣鲍罗廷赴广州，与孙中山派遣蒋介石赴莫斯科几乎同时。不同的是，鲍罗廷的任务是“顾问”政治，而蒋介石的任务是考察军事。由此亦可见，此时莫斯科和广州的决策者各自的出发点和合作的兴趣点仍存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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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俄与师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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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于1923年8月2日离开莫斯科，辗转北京、上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令人叹奇的是，鲍抵广州5天后，孙中山便电令国民党上海本部着手改组，又过一周后，孙中山即聘鲍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紧接着孙中山于10月19日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并任命胡汉民等9人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面负责改组筹备工作。国民党“改组”正式启动。由此观之，此次国民党改组，与鲍罗廷的到来有着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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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有谓国民党改组工作在鲍罗廷至广州之前，早已积极进行。[22]此说显系将“改进”与“改组”混为一谈。“改进”与“改组”并非一次党务改革的前后阶段，而是两次内容各异的党务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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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在离开莫斯科赴中国之前，是否得到过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有关改组国民党的具体指示，目前尚无直接的证据。1923年7月31日，当斯大林任命鲍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23]从这项原则性的指示中，看不出莫斯科有改组国民党的明确意图。而据鲍本人后来忆述，他有关改组国民党的思想动议，形成于他由莫斯科经北京、上海至广州的旅途中。他说：“还在北京和上海时，就从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交谈中弄清楚，如果国民党不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就不会是什么现实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又不能担起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了起到这个作用，它必须进行改组。”[24]虽然如此，鲍改组国民党的动议显然与1923年初以来莫斯科多次要求孙中山注意组织建设的思路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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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孙中山对鲍改组建议的回应情形，据鲍当时所记札记，鲍与孙首次会晤时，孙主要关心的仍是俄国的军事和工业情况，以及他本人的军事计划。鲍认为其时孙仍“醉心于军事冒险”。据鲍称，在他来到广州之前，马林和中共曾试图劝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但都没有结果。然而，鲍到广州后不久，便很快说服孙中山接受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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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对这一过程，有过详细描述：在孙及其政府成员为他举行的几次欢迎宴会上，他就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讲演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以及俄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介绍俄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这些宴会通常都变成了真正的会议，“正是在这些宴会上为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奠定了基础”。[26]此外，鲍与孙还进行过多次个别交谈，向孙阐明国民党组织“缺在何处”，比较俄中革命成败殊途的原因。鲍的意见受到孙中山的高度重视。在鲍抵达广州后的第4日，孙在一次国民党党务会议上即称：“10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6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12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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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鲍的说法，孙中山由“醉心于军事冒险”，排拒苏俄政治制度，到毅然决然采纳鲍的建议，同意仿效俄共组织模式重新改组国民党，这一重大转变，几乎是在数日之间完成的。鲍罗廷这位颇富革命经验与能力的谋略家、组织者，很快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和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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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孙中山如此快地接纳鲍罗廷的建议，与孙本人的认识发展亦不无关系。论者有谓孙中山在国民党“改进”不到一年之后，又再次“改组”国民党，乃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出于“让步”而采取的措施。[28]这一说法显然忽视了孙中山对改组积极主动的一面。孙之所以那么快地采纳了鲍的建议，正说明鲍的建议深得孙心，而非孙迫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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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民初以来，孙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办法。从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又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再到1923年进行党务“改进”，这持续不断的改组工作，均是孙中山为谋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办法而未可得的过程。1920年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成败的原因时便认识到：“党务为革命之基础，革命乃建国之首功。九年以来革命尚未能达到目的，皆由党务不振。”[29]但如何振兴党务，孙中山虽多次整改，却未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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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孙中山宣布“改进”国民党时，认为国民党党务不振的原因，主要是宣传不得力，而“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30]此时孙中山虽已看到了俄国革命成功与宣传的关系，但注重宣传只是俄共组织体制的特点之一。他显然尚未认识到俄共组织体制的全貌及其他优长之处。亦因为此，1923年国民党“改进”时，孙中山未能仿效俄共组织形式以改组国民党。鲍罗廷到来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孙中山联俄、师俄的重心，由军事物质层面转向政党组织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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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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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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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孙通过鲍罗廷所借鉴的主要是苏俄的政党体制。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31]“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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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意甚显，主要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建党、治党方法。换言之，孙学习苏俄的目标有明确的限定。这一点，从国民党改组之初所发表的“辟谣”声明，也可得到印证。1924年2月，香港报纸称，国民党已赤化。对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辟谣通告，郑重申言：“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33]在“三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苏俄的“办党”经验，基本上是符合孙中山改组初期的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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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俄共组织模式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连的。孙中山曾一度对俄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制度充满疑虑并采取排拒态度。1921年底，孙中山在广西会见马林时，宣称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的经典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都已经说过了。[34]当他了解到俄国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又认为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相暗合”，[35]与其《建国方略》如出一辙。[36]据邓家彦回忆，马林第一次来华访问孙中山时，孙中山对马林言：“顾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扦格而不通，故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37]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与越飞的联合宣言中，亦郑重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38]其后他从鲍罗廷处获知十月革命以来6年间，俄国“皆是为民族主义而奋斗”，复认为俄国革命党人与国民党人的奋斗，亦“暗相符合”。[39]在国民党“一大”上，孙正式宣称：“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并称：“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经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尤大。”[40]1924年8月，孙中山系统讲演民生主义，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只是社会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他批评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认为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他一方面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说明“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41]在孙中山看来，俄国党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孙中山认为，俄国共产党最优长之处是善于组织，而这一点正是国民党乃至所有中国人所最不擅长之处。孙中山对中国人“一盘散沙”和不善于组织一直痛心疾首。故此，孙中山将“师俄”的目标主要限定在党务组织的技术层面上，请鲍罗廷当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切切实实地向俄国人学习组织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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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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