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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58 西方议会政党一般仅有高悬在上的上层机构和遍布各方的散漫党员，对党员没有太多的约束，一般只要求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党员入党、脱党均很容易，入党只需履行简单的登记手续，甚至不履行任何手续。这些政党一般没有类似的具有笼罩性、平等性、凝聚性和渗透性的基层组织。国民党在改组以前，也只有上层组织，没有基层细胞，“不特党员之行为言论纯任自由，未有指导，甚至一经入党，住居何处，所执何业，亦莫之悉，故名有数十万党员，实则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不肖者或挂名投机，或自由进退，组织不完，因而训练不能周到，致有党员不明党义，遑言政策”。[55]国民党改组以前，挂名党籍的党员号称有20余万，“然按之实际，则除册籍载有姓名者外……毫无活动，衡量党力，更属微渺”。[56]党员之间因缺乏基层组织相互联络，散漫游离如同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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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60 自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后，极力向国民党人宣传只靠干部不靠党员之弊，强调建立基层组织的重要性。1924年元旦，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专号，内中宣称：“没有区分部，上级机构等于无领土无人民的国家。”[57]孙中山在“一大”后给全体党员的一篇训词中，对基层组织的作用阐述得更为真切：“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此种办法，在能自由办党之地，固易获效，即在不能自由办党之地，亦殊有活动之可能，本党之决心改组以此。”[58]改组重点放在基层，可以说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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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62 将党放在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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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64 俄共模式对国民党影响最著的另一方面，是“将党放在国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架构，早在1896～1897年，亦即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时，即已初步形成。1905年撰写《民报》发刊词时，首度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但那时三民主义只是同盟会对于反满革命和未来国家建设的一种原则主张。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当时并不认为三民主义和同盟会在政治上应具有垄断性和独占性。民初数年间，革命党人多醉心于西方议会政党政治，连孙中山本人也不例外。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主张将同盟会由一革命政党转变为一个普通政党，与其他政党通过公平竞争而取得政权，实践党纲和主义。[59]此时孙中山不赞成同盟会或国民党一党独尊。他说：“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进步。”[60]“如当南京政府时，自己已握政权，倘又立刻组织同盟会，岂不是全国俱系同盟会？而又复似专制。”[61]此时孙中山也不主张将本党主义定于一尊。他说：“既有党，不能无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62]显而易见，民初孙中山有关政党的理念，借自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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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66 在袁世凯暗杀了主张议会政治最力的宋教仁后，孙中山目睹政党政治的无望，其思想乃发生了变化。1914年，孙中山将参加民初政党政治的国民党重组为中华革命党，将同盟会时期《革命方略》进行程序军法、约法、宪法之治，易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明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均为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中华革命党党员负完全责任”。[63]这意味着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已由民初服膺于英美式的政党政治转变为一党专政的思想。只是在孙中山的政治理想里，一党专政不是最终的境界，而是向宪政过渡的一个阶段。由于当时世界各国尚无实践一党制的成功范例，孙中山无从加以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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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68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增强了孙中山在革命期内需要一党专政的信念，并为这一信念提供了实践成功的示范。苏俄革命的经验是一党独掌政权，不允许其他政党分享指导政治的权力，进而禁止其他政党的存在，实行“党外无党”。1923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的一次党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明确提出：“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并对俄国革命党人的革命进程以百年为期，大为愧服，因为在孙中山原来的理想中，中国的革命预备以30年为期。[64]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一在以主义治国，二在“将党放在国上”。他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模范。[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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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70 不过，孙中山仿效俄国“以主义治国”，并非借鉴其主义，因为他并不认为共产主义比他的三民主义优长新奇，只是借鉴其“以主义治国”的方法。孙中山提出在革命成功后，要“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他对自己的主义充满自信。他说：“本党的主义的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一个最完全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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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72 孙中山“容纳共产分子”的考虑，实亦寓有国民党及其主义的独占性和垄断性之深意在。孙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平等联合，只同意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人“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据闻中共最初筹备时，戴季陶亦曾参与，后被孙中山获悉后挨孙痛骂。在孙之意，除国民党外，不再需要另组革命党，以免分散革命力量。孙对共产主义始而排拒，进而将其包容于三民主义之中，亦未尝不可看作是这种独占性和垄断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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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74 显然，孙中山联俄以后，更增强和坚定了对“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和一党独掌政权的信念。他在国民党“一大”上公开表示，要像俄国革命那样，“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66]国民党改组后，把提高党权、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当作推进革命进程的关键，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在党、政、军的权力关系上，倡导以党治军，以党治政，党权高于一切，“一切权力属于党”。“党国”“党军”“党治”“党化”等名词喧腾于当时各种党报党刊和党人之口。当时广州甚至有“党市”之称。这一切，俄共体制的示范实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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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76 民初之际，孙中山受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认为今日赞成甲党政策，明日赞成乙党政策；今日在甲党，明日在乙党，乃极平常之事，只要与自己所抱宗旨相合，于个人气节并无所损。但自效法苏俄“以党治国”的模式后，孙的看法发生了明显变化。他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其党员切实奉行主义。因此，他要求国民党员信守三民主义，并将这个主义向全国人民宣传，“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67]俄共强调党的主义定于一尊，直接影响了孙中山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及其对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阐扬，[68]也间接影响了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对“党义”和“总理遗教”的神圣化、教条化。三民主义被日后国民党人看作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并进一步强化其“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69]形成一党独尊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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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78 向“国民的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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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80 从兴中会、同盟会开始，一直到1924年改组以前，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集合体，非常有限的一点群众基础，不是会党，就是海外华侨，与中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几乎不生关系。1917年以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的旗帜下，以武力与北洋军阀争正统。这在一般中国人眼中，与张作霖、吴佩孚等人别无二致。[70]这个时期，除孙中山外，甚至连国民党的名称亦鲜为时人提及。1922年，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理由之一即国民党“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的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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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82 孙中山对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文化素质一直持悲观态度。他把国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类。五四时期，看到声势浩大的群众力量，孙中山及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等少数国民党人开始对群众力量有了新的体认，但似乎并未将这种新的体认落实到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行为上。1919年，戴季陶在一封讨论革命的书信中，认为孙中山的奋斗是一种“孤立的奋斗”。其意旨并非批评国民党人脱离民众，而是感叹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其理想高远，不为多数国人所认同。[72]孙中山周旋于南北各派军阀之间，致力于合纵连横之谋略，迷恋于单纯军事斗争，忽视群众革命力量。直到1924年改组以后，国民党才由一个隐秘的、封闭的、精英型的革命党，逐渐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具有较广泛群众基础和较强政治动员能力的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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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84 对国民党的这一转变，论者或归之于五四运动的结果。[73]孙中山在五四及五四后的著作中，确有多处言及群众运动重要性的文字，但他在这个时期的实际方策一仍其旧。1921年底，当马林与孙中山第一次会面时，即向孙强调群众运动的重要性。大约一年后，马林再次来华，正值孙中山被陈炯明逐出广州不久，孙中山请马林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群众运动。马林劝告孙中山不要用武力收复广州，而应该在全国工人和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74]1923年1月，俄共正式确定“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敦促国民党注意群众运动，不要迷恋单纯军事斗争。当孙逸仙代表团赴俄时，俄方多次向蒋介石强调群众政治工作在革命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要求国民党首先应该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对工农群众的工作上，接近群众，使国民党的主义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甚至建议国民党“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的时候才可能出现”。[75]托洛茨基在会见孙逸仙代表团时，要求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并说“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76]在此期间，俄共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也多次向孙中山表达过类似的建议。特别是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后，直接向孙中山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指出国民党之所以软弱，其主要原因，一是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一片混乱，一是完全缺乏同工农群众的联系。1923年12月，鲍罗廷在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他的建议被孙中山采纳的过程。[77]孙中山在发表改组宣言的当日，即对国民党员宣称：“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依靠兵力，要依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并承认国民党过去局限于海外及军界，忽略了“人民之心力”，故“兵力虽成功，革命仍未成功”。[78]孙中山的这一认识，正是接受苏俄建议的结果。国民党的改组，其基本精神即在如何动员“人民之心力”，将“孙中山党”改造成为“三民主义的群众党”。国民党“一大”宣言正式宣布：“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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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86 “一大”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确实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开展群众工作。中央党部先后设立了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和商人部，作为领导民众运动的机构，工运、农运计划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也相继出台。只是群众运动的实际工作多依靠参加该党的中共党员来进行。在中共党员的协力下，国民党动员民众的能力大大加强。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国民党气势如虹的发展，多仰赖民众运动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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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88 “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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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90 苏俄体制中最早引起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兴趣的，就是它的“赤军”制度。早在五四时期，朱执信、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便开始关注苏俄的“赤军”制度。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但革命党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武力而不为武力所反噬，孙中山几经寻索而未得。护法时期，孙中山曾尝试组建过一支“党军”，交由其部下陈炯明统领，并将全体官兵宣誓入党。然而，这种仅靠官兵宣誓入党的方法，并未能保证这支“党军”效忠孙中山及其国民党。1922年陈炯明的反叛，证明孙中山组建“党军”经验的失败。孙中山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所遭遇到的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此次失败之后，孙中山通过接触共产国际代表转而学习苏俄红军的建军经验。1923年10月鲍罗廷抵达广州，与孙中山第一次晤谈时，最引起孙中山兴趣的就是苏俄军队的政治工作：“这项工作我们没有，我们应该有。”[79]与此同时，孙中山派赴苏俄的孙逸仙代表团亦重点考察了红军的建军经验，明确表示要“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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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92 苏俄红军的最主要特色，不表现在它的军事技术层面，而表现在它的政治组织层面。大体而言，乃将严密的党组织细胞置入军队的各级系统之中，以保证军队绝对服从于党的组织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这与西方议会政党制度下军队独立于政党截然不同。俄共将党组织深入军队的基层，即所谓“支部建在连上”，使党员成为士兵的表率；在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担负军队的政治训练工作，同时制衡军事长官的权力。1924年，在苏俄的援助和指导下，国民党从建立黄埔军校入手，选拔了一大批富有政治热情，倾向于接受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五四青年入校学习，首先培养一批忠于主义的党军军官，然后以此为骨干组建正式的“党军”。在“党军”中，连以上各级均设置党代表，选拔一批在思想上臣服于党的意识形态的优秀党员充当党代表。在法理上，军事长官拥有指挥部队之“能”，党代表拥有领导部队之“权”。“权”“能”分治。军事长官所发布的命令，必须有同级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以保证军队忠于党，改变军队效忠于个人的旧习，实现军队由私有化向党化的转变。这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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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94 “党军”与传统旧军队相比，一是具有严密的组织性，二是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信仰。在与旧军阀的较量中，“党军”很快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党军”组建以前，国民党连广东一省都无法统一；“党军”建立后，不但迅速统一了广东全省，而且很快誓师北伐，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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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96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结果，不仅建立了一个具有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革命党，而且建立了一支在党领导和控制下的新型军队。国民党从此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政治亦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党治时代。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十分精当地指出，国民党的改组，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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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98 [1]兴中会（1894～1905）、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中华革命党（1914～1919）、中国国民党（1919～）。文中除具体所指者外，一般泛称“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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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00 [2]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讨论“改组计划”的特别会议上，吴荣新即认为这是一次“改造”，而不光是“改组”。《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纪录（1923年10月25日）》，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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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02 [3]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本书为简便起见，一律简称“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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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04 [4]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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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06 [5]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541页。后来研究国民党改组的学者大多同意李剑农的看法。如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第513～523页；刘健清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183～189页；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4，第347～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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