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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76 民初之际，孙中山受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认为今日赞成甲党政策，明日赞成乙党政策；今日在甲党，明日在乙党，乃极平常之事，只要与自己所抱宗旨相合，于个人气节并无所损。但自效法苏俄“以党治国”的模式后，孙的看法发生了明显变化。他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其党员切实奉行主义。因此，他要求国民党员信守三民主义，并将这个主义向全国人民宣传，“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67]俄共强调党的主义定于一尊，直接影响了孙中山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及其对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阐扬，[68]也间接影响了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对“党义”和“总理遗教”的神圣化、教条化。三民主义被日后国民党人看作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并进一步强化其“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69]形成一党独尊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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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78 向“国民的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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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80 从兴中会、同盟会开始，一直到1924年改组以前，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集合体，非常有限的一点群众基础，不是会党，就是海外华侨，与中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几乎不生关系。1917年以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的旗帜下，以武力与北洋军阀争正统。这在一般中国人眼中，与张作霖、吴佩孚等人别无二致。[70]这个时期，除孙中山外，甚至连国民党的名称亦鲜为时人提及。1922年，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理由之一即国民党“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的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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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82 孙中山对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文化素质一直持悲观态度。他把国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类。五四时期，看到声势浩大的群众力量，孙中山及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等少数国民党人开始对群众力量有了新的体认，但似乎并未将这种新的体认落实到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行为上。1919年，戴季陶在一封讨论革命的书信中，认为孙中山的奋斗是一种“孤立的奋斗”。其意旨并非批评国民党人脱离民众，而是感叹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其理想高远，不为多数国人所认同。[72]孙中山周旋于南北各派军阀之间，致力于合纵连横之谋略，迷恋于单纯军事斗争，忽视群众革命力量。直到1924年改组以后，国民党才由一个隐秘的、封闭的、精英型的革命党，逐渐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具有较广泛群众基础和较强政治动员能力的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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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84 对国民党的这一转变，论者或归之于五四运动的结果。[73]孙中山在五四及五四后的著作中，确有多处言及群众运动重要性的文字，但他在这个时期的实际方策一仍其旧。1921年底，当马林与孙中山第一次会面时，即向孙强调群众运动的重要性。大约一年后，马林再次来华，正值孙中山被陈炯明逐出广州不久，孙中山请马林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群众运动。马林劝告孙中山不要用武力收复广州，而应该在全国工人和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74]1923年1月，俄共正式确定“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敦促国民党注意群众运动，不要迷恋单纯军事斗争。当孙逸仙代表团赴俄时，俄方多次向蒋介石强调群众政治工作在革命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要求国民党首先应该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对工农群众的工作上，接近群众，使国民党的主义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甚至建议国民党“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的时候才可能出现”。[75]托洛茨基在会见孙逸仙代表团时，要求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并说“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76]在此期间，俄共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也多次向孙中山表达过类似的建议。特别是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后，直接向孙中山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指出国民党之所以软弱，其主要原因，一是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一片混乱，一是完全缺乏同工农群众的联系。1923年12月，鲍罗廷在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他的建议被孙中山采纳的过程。[77]孙中山在发表改组宣言的当日，即对国民党员宣称：“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依靠兵力，要依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并承认国民党过去局限于海外及军界，忽略了“人民之心力”，故“兵力虽成功，革命仍未成功”。[78]孙中山的这一认识，正是接受苏俄建议的结果。国民党的改组，其基本精神即在如何动员“人民之心力”，将“孙中山党”改造成为“三民主义的群众党”。国民党“一大”宣言正式宣布：“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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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86 “一大”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确实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开展群众工作。中央党部先后设立了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和商人部，作为领导民众运动的机构，工运、农运计划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也相继出台。只是群众运动的实际工作多依靠参加该党的中共党员来进行。在中共党员的协力下，国民党动员民众的能力大大加强。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国民党气势如虹的发展，多仰赖民众运动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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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88 “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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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90 苏俄体制中最早引起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兴趣的，就是它的“赤军”制度。早在五四时期，朱执信、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便开始关注苏俄的“赤军”制度。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但革命党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武力而不为武力所反噬，孙中山几经寻索而未得。护法时期，孙中山曾尝试组建过一支“党军”，交由其部下陈炯明统领，并将全体官兵宣誓入党。然而，这种仅靠官兵宣誓入党的方法，并未能保证这支“党军”效忠孙中山及其国民党。1922年陈炯明的反叛，证明孙中山组建“党军”经验的失败。孙中山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所遭遇到的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此次失败之后，孙中山通过接触共产国际代表转而学习苏俄红军的建军经验。1923年10月鲍罗廷抵达广州，与孙中山第一次晤谈时，最引起孙中山兴趣的就是苏俄军队的政治工作：“这项工作我们没有，我们应该有。”[79]与此同时，孙中山派赴苏俄的孙逸仙代表团亦重点考察了红军的建军经验，明确表示要“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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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92 苏俄红军的最主要特色，不表现在它的军事技术层面，而表现在它的政治组织层面。大体而言，乃将严密的党组织细胞置入军队的各级系统之中，以保证军队绝对服从于党的组织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这与西方议会政党制度下军队独立于政党截然不同。俄共将党组织深入军队的基层，即所谓“支部建在连上”，使党员成为士兵的表率；在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担负军队的政治训练工作，同时制衡军事长官的权力。1924年，在苏俄的援助和指导下，国民党从建立黄埔军校入手，选拔了一大批富有政治热情，倾向于接受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五四青年入校学习，首先培养一批忠于主义的党军军官，然后以此为骨干组建正式的“党军”。在“党军”中，连以上各级均设置党代表，选拔一批在思想上臣服于党的意识形态的优秀党员充当党代表。在法理上，军事长官拥有指挥部队之“能”，党代表拥有领导部队之“权”。“权”“能”分治。军事长官所发布的命令，必须有同级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以保证军队忠于党，改变军队效忠于个人的旧习，实现军队由私有化向党化的转变。这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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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94 “党军”与传统旧军队相比，一是具有严密的组织性，二是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信仰。在与旧军阀的较量中，“党军”很快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党军”组建以前，国民党连广东一省都无法统一；“党军”建立后，不但迅速统一了广东全省，而且很快誓师北伐，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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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96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结果，不仅建立了一个具有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革命党，而且建立了一支在党领导和控制下的新型军队。国民党从此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政治亦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党治时代。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十分精当地指出，国民党的改组，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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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198 [1]兴中会（1894～1905）、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中华革命党（1914～1919）、中国国民党（1919～）。文中除具体所指者外，一般泛称“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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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00 [2]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讨论“改组计划”的特别会议上，吴荣新即认为这是一次“改造”，而不光是“改组”。《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纪录（1923年10月25日）》，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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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02 [3]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本书为简便起见，一律简称“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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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04 [4]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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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06 [5]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541页。后来研究国民党改组的学者大多同意李剑农的看法。如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第513～523页；刘健清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183～189页；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4，第347～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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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08 [6]韩国学者闵斗基最早注意及此，但他当时囿于资料，所得结论仍有未能尽符史实。参见闵斗基《中国国民党的“改进”与“改组”》，《东洋学报》第72卷第1、2号，平成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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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10 [7]胡汉民：《自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总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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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12 [8]《中华革命党本部正副部长具名致同志公函》，引自林玲玲《廖仲恺与广东革命政府（1911～192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5，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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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14 [9]1920年，一位来过中国并在上海访问过孙中山的名叫波达波夫的俄国人回国后，在一封有关孙中山的报告中写道：“他（孙中山）本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在报刊上常常被称为国民党首领，但这个党至今未成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47～48页]。这种只知有孙中山不知有国民党的情形虽与来华俄人的见闻不广有关，但也反映出当时国民党的影响确属有限。参见吕芳上《寻求新的革命策略——国民党广州时期的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上），台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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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16 [10]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第3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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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18 [11]长期以来，两岸学者对“三大政策”的看法存有较大分歧。这种分歧，除了“联共”与“容共”的不同提法外，主要表现在对“三大政策”名词的不同诠释上。台湾学者并不否认孙中山有过联俄、容共（或联共）以及农工政策，但反对把这三者特定为一个历史名词，认为“三大政策”这一名词的提法，在孙中山的著述以及当时国民党的文件中，均无根据，是在孙中山去世一年多以后，始出自中共方面的文献（参见蒋永敬《“三大政策”探源》、《海峡两岸学者对“三大政策”解释的比较》，《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第248～271页）。大陆学界比较普遍的提法则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面对台湾学者的解释，大陆学者认为，尽管孙中山生前未提过“三大政策”一词，国民党“一大”文献中，“三大政策”亦未见诸文字，“三大政策”概念是孙中山去世后才概括出来的，但这一概括完全符合事实，符合国民党“一大”精神（参见鲁振祥《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册，中华书局，1988，第1276、1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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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20 [12]马林：《我对孙中山的印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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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22 [13]《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纪录》（1923年12月9日），《革命文献》第8辑，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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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3224 [14]《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1920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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