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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确实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开展群众工作。中央党部先后设立了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和商人部，作为领导民众运动的机构，工运、农运计划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也相继出台。只是群众运动的实际工作多依靠参加该党的中共党员来进行。在中共党员的协力下，国民党动员民众的能力大大加强。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国民党气势如虹的发展，多仰赖民众运动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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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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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体制中最早引起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兴趣的，就是它的“赤军”制度。早在五四时期，朱执信、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便开始关注苏俄的“赤军”制度。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但革命党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武力而不为武力所反噬，孙中山几经寻索而未得。护法时期，孙中山曾尝试组建过一支“党军”，交由其部下陈炯明统领，并将全体官兵宣誓入党。然而，这种仅靠官兵宣誓入党的方法，并未能保证这支“党军”效忠孙中山及其国民党。1922年陈炯明的反叛，证明孙中山组建“党军”经验的失败。孙中山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所遭遇到的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此次失败之后，孙中山通过接触共产国际代表转而学习苏俄红军的建军经验。1923年10月鲍罗廷抵达广州，与孙中山第一次晤谈时，最引起孙中山兴趣的就是苏俄军队的政治工作：“这项工作我们没有，我们应该有。”[79]与此同时，孙中山派赴苏俄的孙逸仙代表团亦重点考察了红军的建军经验，明确表示要“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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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红军的最主要特色，不表现在它的军事技术层面，而表现在它的政治组织层面。大体而言，乃将严密的党组织细胞置入军队的各级系统之中，以保证军队绝对服从于党的组织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这与西方议会政党制度下军队独立于政党截然不同。俄共将党组织深入军队的基层，即所谓“支部建在连上”，使党员成为士兵的表率；在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担负军队的政治训练工作，同时制衡军事长官的权力。1924年，在苏俄的援助和指导下，国民党从建立黄埔军校入手，选拔了一大批富有政治热情，倾向于接受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五四青年入校学习，首先培养一批忠于主义的党军军官，然后以此为骨干组建正式的“党军”。在“党军”中，连以上各级均设置党代表，选拔一批在思想上臣服于党的意识形态的优秀党员充当党代表。在法理上，军事长官拥有指挥部队之“能”，党代表拥有领导部队之“权”。“权”“能”分治。军事长官所发布的命令，必须有同级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以保证军队忠于党，改变军队效忠于个人的旧习，实现军队由私有化向党化的转变。这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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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军”与传统旧军队相比，一是具有严密的组织性，二是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信仰。在与旧军阀的较量中，“党军”很快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党军”组建以前，国民党连广东一省都无法统一；“党军”建立后，不但迅速统一了广东全省，而且很快誓师北伐，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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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结果，不仅建立了一个具有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革命党，而且建立了一支在党领导和控制下的新型军队。国民党从此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政治亦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党治时代。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十分精当地指出，国民党的改组，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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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兴中会（1894～1905）、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中华革命党（1914～1919）、中国国民党（1919～）。文中除具体所指者外，一般泛称“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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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讨论“改组计划”的特别会议上，吴荣新即认为这是一次“改造”，而不光是“改组”。《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纪录（1923年10月25日）》，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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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本书为简便起见，一律简称“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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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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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541页。后来研究国民党改组的学者大多同意李剑农的看法。如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第513～523页；刘健清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183～189页；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4，第347～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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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国学者闵斗基最早注意及此，但他当时囿于资料，所得结论仍有未能尽符史实。参见闵斗基《中国国民党的“改进”与“改组”》，《东洋学报》第72卷第1、2号，平成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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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汉民：《自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总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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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华革命党本部正副部长具名致同志公函》，引自林玲玲《廖仲恺与广东革命政府（1911～192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5，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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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20年，一位来过中国并在上海访问过孙中山的名叫波达波夫的俄国人回国后，在一封有关孙中山的报告中写道：“他（孙中山）本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在报刊上常常被称为国民党首领，但这个党至今未成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47～48页]。这种只知有孙中山不知有国民党的情形虽与来华俄人的见闻不广有关，但也反映出当时国民党的影响确属有限。参见吕芳上《寻求新的革命策略——国民党广州时期的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上），台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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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第3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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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长期以来，两岸学者对“三大政策”的看法存有较大分歧。这种分歧，除了“联共”与“容共”的不同提法外，主要表现在对“三大政策”名词的不同诠释上。台湾学者并不否认孙中山有过联俄、容共（或联共）以及农工政策，但反对把这三者特定为一个历史名词，认为“三大政策”这一名词的提法，在孙中山的著述以及当时国民党的文件中，均无根据，是在孙中山去世一年多以后，始出自中共方面的文献（参见蒋永敬《“三大政策”探源》、《海峡两岸学者对“三大政策”解释的比较》，《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第248～271页）。大陆学界比较普遍的提法则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面对台湾学者的解释，大陆学者认为，尽管孙中山生前未提过“三大政策”一词，国民党“一大”文献中，“三大政策”亦未见诸文字，“三大政策”概念是孙中山去世后才概括出来的，但这一概括完全符合事实，符合国民党“一大”精神（参见鲁振祥《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册，中华书局，1988，第1276、1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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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林：《我对孙中山的印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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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纪录》（1923年12月9日），《革命文献》第8辑，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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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1920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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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孙中山：《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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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35～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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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66、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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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1923年1月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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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1923年3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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