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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兴中会（1894～1905）、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中华革命党（1914～1919）、中国国民党（1919～）。文中除具体所指者外，一般泛称“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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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讨论“改组计划”的特别会议上，吴荣新即认为这是一次“改造”，而不光是“改组”。《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纪录（1923年10月25日）》，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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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本书为简便起见，一律简称“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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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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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541页。后来研究国民党改组的学者大多同意李剑农的看法。如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第513～523页；刘健清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183～189页；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4，第347～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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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国学者闵斗基最早注意及此，但他当时囿于资料，所得结论仍有未能尽符史实。参见闵斗基《中国国民党的“改进”与“改组”》，《东洋学报》第72卷第1、2号，平成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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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汉民：《自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总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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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华革命党本部正副部长具名致同志公函》，引自林玲玲《廖仲恺与广东革命政府（1911～192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5，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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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20年，一位来过中国并在上海访问过孙中山的名叫波达波夫的俄国人回国后，在一封有关孙中山的报告中写道：“他（孙中山）本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在报刊上常常被称为国民党首领，但这个党至今未成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47～48页]。这种只知有孙中山不知有国民党的情形虽与来华俄人的见闻不广有关，但也反映出当时国民党的影响确属有限。参见吕芳上《寻求新的革命策略——国民党广州时期的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上），台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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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第3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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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长期以来，两岸学者对“三大政策”的看法存有较大分歧。这种分歧，除了“联共”与“容共”的不同提法外，主要表现在对“三大政策”名词的不同诠释上。台湾学者并不否认孙中山有过联俄、容共（或联共）以及农工政策，但反对把这三者特定为一个历史名词，认为“三大政策”这一名词的提法，在孙中山的著述以及当时国民党的文件中，均无根据，是在孙中山去世一年多以后，始出自中共方面的文献（参见蒋永敬《“三大政策”探源》、《海峡两岸学者对“三大政策”解释的比较》，《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第248～271页）。大陆学界比较普遍的提法则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面对台湾学者的解释，大陆学者认为，尽管孙中山生前未提过“三大政策”一词，国民党“一大”文献中，“三大政策”亦未见诸文字，“三大政策”概念是孙中山去世后才概括出来的，但这一概括完全符合事实，符合国民党“一大”精神（参见鲁振祥《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册，中华书局，1988，第1276、1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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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林：《我对孙中山的印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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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纪录》（1923年12月9日），《革命文献》第8辑，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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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1920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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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孙中山：《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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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35～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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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66、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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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1923年1月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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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1923年3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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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的电报》（1923年3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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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陈独秀给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7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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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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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1923年8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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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69～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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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65～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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