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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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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二章 知识青年与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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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孙中山借鉴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建立了一套新的党务组织体系。国民党改组后，其组织结构发生了哪些实质性改变？以往论者多认为，1924年孙中山借鉴苏俄革命党的经验，把一个组织松散乃至濒临瓦解的国民党改组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1]然而这种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究竟是一种制度形态，还是一种实际情形，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不久，何应钦即质疑：“本党自十三年改组以来，就表面的观察，莫不自矜其组织完密，纪律严明，宣传普遍了！然而事实上若果是这样，何致能令中国共产党寄生而发育？何致因彼等稍有动作遂令中国国民党入于颠簸不安之境？”[2]何应钦之言提示我们，改组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相当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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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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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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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共成立，直接得力于两件大事：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直接催生中共的母体；后者为中共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实际上，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前后相距仅三年，两者引发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契机几乎是同一的。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国民党奠定了思想革新和党务革新的基础，同时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直接促发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总之，这一内一外两件大事，直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生命，进而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考察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社会基础，不难发现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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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孙中山的眼中，早期中共党人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3]其时，孙中山慨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青年中的流行，叹喟多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过于崇拜。[4]由于中共在知识青年中的吸引力远比在工人中的吸引力为大，故早期中共在知识青年中开展组织工作，比在工人中发展较为顺利。李一氓回忆，直到北伐前后，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还很“学生气”。当时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就连中共中央通告，也不称“同志们”，而称“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5]从这些“暗语”中，可约略体察当时充溢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的“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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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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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者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大量吸收农工入党，农工党员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论据多举1926年12月广东省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为例：农民约占40%，工人占25%，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军、警、法、政、自由职业及其他人员所占比例极低。[6]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虽是国民党改组的首善之区，但其党员构成在当时全国国民党党员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资料显示，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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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改组之初，在全国各地开展党务的主要是知识青年。[7]据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组织日益完备，主张日益鲜明；国民了解了国民党的内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据现知概数，已达百万以上。其中最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学校中也有党部、党团之组织，至少都有几万党员活动。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该报道所称国民党党员已数逾百万无疑是夸大，但它切实地道出了当时青年学生群相涌入国民党的情形。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据当时各省国民党党部的报告，在12个已知党员成分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有7个省（见表2-1）。国民党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在“二大”所做的党务报告中指出：“各地多未注意本党在各种群众中的平均发展。党员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属于智识阶级。”[8]1926年2月，鲍罗廷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的报告中亦谈到，国民党党员主要是城市青年学生。[9]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两湖农工运动迅猛发展。但此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党员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格局一时并未被打破。“党军进攻武汉时，各地学生纷纷南下，投笔从戎者络绎于途，冲锋陷阵，在所不惜。”[10]据是年湖南省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称，该省党员吸收，多囿于知识分子。[11]1927年1月湖北省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亦称该省国民党的基础是“建筑在青年学生上面，还没有深入工农群众”，出席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学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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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并非湘鄂两省所独具。1927年1月吴倚沧所做的国民党现状报告中谈到，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在100万以上，内中学生最多，占26%；其次为军人，占23%；自由职业者占12%；工人占11%；农民占9%；商人占3%；其他占16%。[13]农工商党员合计尚不及学生党员。而学生党员按比例推算，多达26万人。当时北方舆论即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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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说是时髦之至。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图谋内应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九江之役，皆有学生为之出力效命……真是风云际会，千载一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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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对那时的国民党党员形象做过如下一番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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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穿中山装的雄纠纠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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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一个率直急进的青年学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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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员成分（19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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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员成分（1926年1月）-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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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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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群趋入党，并以入党为荣，蔚为1920年代一大独特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一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时代大潮的呼唤下，知识青年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主动投身于政党作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积极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青年学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亦主动挟其主义学说渗入学界，竞相争取和吸引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16]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一个“主义时代”的来临，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在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以信仰主义为时髦，“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17]因怀着对主义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党者比比皆是。而且这一情形并非五四前后的短暂现象，至少持续到1927年国民革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