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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说是时髦之至。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图谋内应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九江之役，皆有学生为之出力效命……真是风云际会，千载一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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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对那时的国民党党员形象做过如下一番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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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穿中山装的雄纠纠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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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一个率直急进的青年学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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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员成分（19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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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员成分（1926年1月）-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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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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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群趋入党，并以入党为荣，蔚为1920年代一大独特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一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时代大潮的呼唤下，知识青年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主动投身于政党作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积极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青年学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亦主动挟其主义学说渗入学界，竞相争取和吸引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16]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一个“主义时代”的来临，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在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以信仰主义为时髦，“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17]因怀着对主义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党者比比皆是。而且这一情形并非五四前后的短暂现象，至少持续到1927年国民革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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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底，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做过一次“民意测量”。在被调查的622名学界人中，97%的人自承信仰某种主义。[18]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调查青年信仰，结果显示，一般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信仰的热情丝毫未减。“他们如果不研究主义，没有主义的信仰，人家说他是书呆子，甚至于给他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头衔……于是大家都立意做一个‘新青年’，做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进步’愈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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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至少在那时的城市知识青年群体的社会时尚认同中，“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竟以信奉“主义”为表征。而且在崇洋趋新的风气下，“主义”愈新，对“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南北两调查均显示，“新青年”们信奉的“主义”非常庞杂，而且大多对所信奉的“主义”之认知相当模糊。北大的调查结果，近半数的学界青年声称信仰“社会主义”。调查者特意提示：“此地之所谓社会主义，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马克斯国际共产主义……而言，阅者不可不知也。”而广东的调查者也提示，不少“新青年”自称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但对这些主义实际并不甚了解，甚至对不同主义之间的概念亦混淆不清；他们大多声称曾经信奉过多种主义，或同时信奉多种主义。[20]这显示了那个年代的“新青年”们信仰的模糊性和庞杂性（参见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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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北伐时期青年信仰调查（192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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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调查对象多为中学毕业或肄业生，也有少数大学生。调查者称他们为“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21]实际上，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基本队伍正是这批“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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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知识青年何以会成为20年代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除了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外，有必要放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其中最堪注意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比较科举制度和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可发现科举体制有一种为后来新教育体制所不具有的消解读书人政治参与压力的机制。帝制时代，正式编制的官职数额有限，在读书人以入仕为圭臬的时代，候补入仕人数与官职数额的悬殊，势必形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然而在科举制度下，有一种自我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有效机制：一方面是官绅分流，使大部分读书人以“绅”的身份居于民间，给以优越于平民百姓的特殊地位，使读书人入仕之途大为舒解；另一方面，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使读书人感到仕途之门始终为他们开放。在这种心态下，即使屡考屡败，依然对下一次成功充满着无限的期盼，虽有个别科场失意者可能对现存秩序产生不满、疏离甚至反叛，但读书人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和反叛性的政治参与压力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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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废除后，新的教育体制既丧失了科举体制的儒学内涵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也不具备科举体制所特有的那种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而另一方面，新学堂对读书人的批量生产，远大于私塾书院时代的师徒传授的产出。新的教育体制本与近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对各类人才的大量需求相适应，当新学堂取代旧科举后，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大膨胀，而近代化进程的迟缓导致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得到相应扩充。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性，政界仍是多数知识分子的首选目标，从而形成比帝政时代远为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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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级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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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新学堂十几年的培养，到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队伍已相当壮观。据统计，五四前夕，全国共有公立学校52650所，学生约450万人，与1910年相比，学生人数增长了3倍。[23]以中学而论，1915年全国共有中学444所，学生69770人；到1923年增至738所，学生多达118548人。[24]此外，国内大学生和国外留学生人数亦达数万人。而那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法提供足够的职位和相当的就业机会来吸纳源源不断从新式学堂和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青年。因此，在五四前后，中国都市社会集聚了一大批因就业无道、谋生乏术、前途渺茫而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和不满情绪的知识青年。据1916年对1655名回国留学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其中在家赋闲者多达399人。[25]留学生尚且如此，一般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以下称之为中小知识分子、中小知识青年）谋职之难，更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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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中小知识分子人数最多而境遇最差。1924年的统计显示，中学毕业生能继续升学的只占20%。[26]也就是说，8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或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因自身学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学或出国留学，自然也就失去了跻入上层知识精英行列的机会，但他们对社会承认的期待和往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因已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愿认同于普通民众和甘居社会下流，[27]但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谋得一个相当的职位。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焦虑。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孕育而生。1926年，《国闻周报》发表一篇题为《知识阶级与革命》的文章，颇值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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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岁以数万计。大学专门之毕业学生，一部分欲进为学者之生活，作高深之研究，希于世界学艺界中，占一地位，以谋国家社会精神上物质上两方之进步发明，则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社会无学艺机关以奖进之，甚至以教员终身，亦复为饥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闲散职员，为数无几，幸而得之，亦得枵腹从公，等于坐毙。至私人机关，本属寥寥，而当事人物，大都脑筋陈旧，厌恶学生，不但非技术人员不肯录取学生，即技术人员亦不乐用专门。故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及其他特别关系者外，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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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此每年递增之数万以上之毕业学生，欲求学不可得，欲作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当年富力强之时，正心粗气浮之际，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故在今日学校之失业青年，在社会上政治经济之组织，咸怀极端不满之意。苟有可乘，便思破坏者，与其谓为思想所激，勿宁谓为生计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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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南北学生，纷纷投效革军，冒白刃而不辞者，为数日多。吾人一考其动机，实不胜同情之感，而深为国家社会惜者也。……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即无异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革命者。民国十五年矣，以抽象的统计，此种知识阶级因生计而迫于过激者，已在数十万以上，今后数目，再与年俱增，今后势力，即与年俱长。加以无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因战事关系，数亦猛进。知识阶级者，利用于上，无知识阶级者，奔走于下，大势所趋，无论当局压迫之武力如何强固，现在社会之组织，必有根本破坏之一日。诚为人类之大不幸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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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学运、学潮的主力军固然是学生，国共两党的有生力量也是学生。黄埔军校前3期2000多名学生，大多是高小和中学文化程度。1919～1927年，全国学运、学潮，57%发生在中学（含师范学校），38%发生在大专，5%发生在小学。[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