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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广大中小知识青年而言，更大的机会，或许还是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要知道，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一直到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均是上层精英在主导，中小知识青年无缘也不够资格参与。当孙中山宣布改组国民党，国民党宣布要面向大众，由一个封闭型的精英组织改组为一个开放型的群众组织时，这对中小知识青年们来说，该是多好的一次参与政治的机会啊！国民党党章规定“凡志愿接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议决”者，均得为该党党员。这意味着只要愿意接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即使普通民众也可以加入国民党，与上层精英互为同党，相称“同志”。不过，真正下层的工农大众若非知识分子们“到民间去”做耐心细致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不会主动投奔革命的。因此，真正积极主动投入革命党怀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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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国民党改组以后的党纲决议，已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不再像《民报》时代那样深奥费解。这正迎合了中小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尽管孙中山个人对白话小说和白话诗并不欣赏，[32]但这并未妨碍他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人运用白话文作为启蒙民众的工具。正如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所称：“辛亥以前的革命党机关报的《民报》，连高等学堂的学生都有读不懂的（特别是章太炎的文章），现在的高小毕业生——让一步说初中毕业生——大概都可以读懂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白话经典了罢；这种最低限度的效果，恐怕就是中山也不能不承认。”[33]这些能读懂孙中山白话经典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正是这个时期国民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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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对中小知识青年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辩证法、唯物史观等不免过于深奥，但这个时期这些马恩原典尚未译为中文，他们不可能也无须去读。他们所接触到的至多不过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译《共产党宣言》的通俗晓畅，正迎合了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们的脾胃。[34]不过，这个时期中共对知识青年的吸纳，比较慎重，认为知识分子具有“小资产阶级”属性，具有“革命”与“反革命”双重性，因而也“比较含有危险性”；在组织管理层面上，认为知识分子“脑筋较复杂，不易宣传”；“行动浪漫”；“很难以纪律相绳”。[35]故中小知识青年加入国民党者远比加入共产党者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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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治参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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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知识青年群趋国民党，与国民党是一个有历史、有领袖、有势力、有地盘的政党，自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国民党在广东已是执政党。这对一个谋生无道的中小知识青年来说，加入国民党，或许能为自己的“饭碗”带来一线希望。黄埔军校第1期招生时，资格限定在高小毕业并入过中学1年以上，或具有相当程度者，计划录取324人，报名者多达2000多人，最后录取500余人。[36]这与其说是青年学生们热心国事，不如说是中小知识青年就业竞争激烈之反映。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广东，一时间，形成“人人‘南下’，有力者想去卖力，无力者想去卖智”的局面。[37]其时广东办有各类名目的养成所、训练所和讲习所等，[38]招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入所短期培训后，分配从事工运、农运和政治宣传等工作。他们入所受训，固然不乏投身革命的热忱，更有谋生求职的个人动机。1927年，有多名知识青年投书《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毫不讳言自己离开家乡至广州加入国民党，带有“糊口”的动机。一名署名“亲先”的国民党青年，自称曾在“训育所”毕过业，也曾在“宣传所”念过书，还曾领导千百个群众参加过革命运动，但他为无法养活自己而焦虑。他说：“依着总理遗嘱，含辛茹苦，继续冲上革命战线去努力吗？固所愿也，然而哪里有养活臭皮囊的经费？”他指望组织上能给他一个啖饭的处所，以解决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但他又叹息“国民党太膨大而无严密之组织，决无能力以分配同志担任工作而解决其生活问题也”。他还申言，有一些与他一样境遇的同志在找不到啖饭处所的时候，埋怨国民党不能解决党员的生活问题，进而埋怨国民党无能。[39]这说明国民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知识青年参与政治的欲望，却一时难以满足他们入党谋职甚至入党做官的意愿。中小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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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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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基层组织的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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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以前，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和党员基础，主要在海外。据1923年前后的粗略统计，国民党共有党员20余万，其中国内党员不到5万；组织机构400余处，亦绝大多数设于海外；国内除广州、湖南设有分支部外，其他省区既无正式的组织机构，亦无显著的活动成绩。[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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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逐渐建立了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至区党部、区分部的各级机构。1926年10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全国约90%的省区和25%的县份分别建立了省级和县级党组织；[41]国民党党员增至54.4万余人，其中国内党员约占82%，海外党员约占18%。[42]显然，在改组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由一个偏隅海外的狭隘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国内民众为基础的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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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开始后，随着国民党武力的迅猛推进和民众运动气势如虹的发展，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国民党组织的发展亦一日千里。资料显示，1926年10月～1927年4月的半年间，广东、江苏、上海、长沙等省市国民党党势得到了惊人的扩张。到1927年4月，4省市的党员人数总计已达47万余人（见表2-3）。全国国民党党员总数号称超过100万。[43]这一数字是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的5倍，大约相当于19世纪中国乡绅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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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北伐期间部分省市国民党党员人数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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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人数的多寡，是衡量一个政党组织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政党组织实力的充分发挥，还有赖于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协调性与实际运作的有效性。否则如民初之际的国民党，人数虽多达300万之众，实际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党力”可言。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顷刻化为乌有。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以宣誓押手印等办法约束党员，其结果仅塑造了孙中山个人的强权党魁形象，党的组织结构依然散漫如故。1924年国民党改组，引进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的组党方法，按理应当一改过去松弛散漫的组织习性。然而考察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发现只是袭用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却未能很好地吸收其内蕴精髓，衍为新瓶装旧酒。国共两党几乎同时“以俄为师”，而共产党组织之严密性和国民党组织之松懈态，很快形成鲜明的对比。“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的“涣散松懈之弊”曾做过如下一番痛切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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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也。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本党在民国十三年改组之时，本已采用苏俄共产党之组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总章，自区分部而上，系统井然，其于党员义务，亦有明白之规定，无如本党同志多不耐严格之训练，往往视党章为具文，甚或不知党章之所制定者究为何事，而各级党部乃徒为跨党分子垄断党务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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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反思检讨的同时，胡汉民也发表文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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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五六岁的乳臭小儿，中国国民党却正当壮年，经验丰富有作为之年；论份子，中国国民党多他百倍；论势力，中国国民党也大他百倍。为什么倒被这个小鬼捣乱得乱纷纷呢？虽说是人家挑拨离间的手段非常毒辣，然而上当不上当到底也全在乎自己；虽说很多都是敌不过人家的威胁利诱而上当，然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于主义没有彻底的了解，故没有坚决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种力量来抵抗引诱和威迫……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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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胡等人于“清党”反共之际，竞相分析共产党“以少胜多”的原因，反省国民党组织的缺陷和共产党组织的长处，胡汉民甚至发出“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的慨叹，足见他们当时已充分体察到国共两党在组织形态上的殊异及其潜在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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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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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缺失，最主要表现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组织大多有名无实。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的诀窍之一，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党员的基层组织。国民党改组后，仿照俄共的基层“支部”设立区分部。区分部之上为区党部，区党部之上为县党部或市党部。到1926年10月，全国各地共建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近8000处。[46]1927年初区分部更增加到1万余处。[47]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若按法理形态良好运作，将100万党员如同军队一样严密组织起来，分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步调一致，国民党的组织实力自不可估量。但这个时期的有关资料显示，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发挥。试看当时一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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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本党的区分部的现状，真是禁不住要痛哭流涕！环顾党内同志，试问对于整顿区分部这件工作能够加以相当的注意和努力的，能有几人！大好的区分部，同志们不去打理，变成了有头无足的畸形儿，完全失却分给同志工作的能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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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词并非孤证。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的党务报告亦检讨说，国民党区分部很不坚固，党员多忽略区分部的工作。即使在有“党市”之称的广州，党的基层组织亦呈散漫状况。[49]广州中山大学为孙中山所手创，被誉为国民党的“党化大学”，标榜以“革命科学化，科学革命化”为办学方针，即使在这样的高级“党校”，其国民党基层组织亦不健全。当时即有人指出：“兹姑照中大的区分部来看，能认真办理者固多，而敷搪塞责者，亦仍不乏其人。在党化最高学府的中山大学党的区分部，都尚有整理未得臻于完善之处，何况在于乡村偏僻的地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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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依照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理，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归属于一个基层组织。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区分部去！”这个口号的提出，[51]实际意味着有不少党员游离于基层组织之外。其时国民党人承认：“本党党员自由脱党而逍遥法外的确是不少。”[52]基层组织不健全，表现在区分部、区党部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活动。在广东的一些县，区分部党员会议很少举行，或举行而党员不愿到会。[53]甚至连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区分部也“毫无成绩，即例会亦不举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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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党务已公开的一些地区，党员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党组织对党员不具约束力。如湖北“各县市党员自公开后，有离开党去自由活动的；委员取得政权，即忘了党；各县市多有借党为升官发财阶梯；执行党律不严，使土豪劣绅混入其间”。湖北阳新县党部自公开后，“各区党员因多不明党义之故，挟意见，分畛域，争权利，前途堪虞。”[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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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部、区党部之上，县市党部也不健全。如江西省各县党部“只知征求党员，不注意于训练，甚至空悬县党部或区党部招牌，而放弃区分部之组织与党员之分配”。[56]在湖北，据1927年1月该省第4次代表大会的党务报告，各县市执委会对于全县党务没有整个计划；“除了纠纷和要钱以外，很少给省党部以党务的报告”；既不能切实执行上级党部的指示，又疏忽对下级党部的指导；各县市党部对于党员的训练异常缺乏，对于民众的政治指导更为放弃；公开以后，各县市党部同志积极图个人的活动和私人地位的提高，渐渐离开民众，趋于腐化。[57]1927年1月13日，蒋介石在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对县以下国民党组织的弊端痛加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