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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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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缺失，最主要表现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组织大多有名无实。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的诀窍之一，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党员的基层组织。国民党改组后，仿照俄共的基层“支部”设立区分部。区分部之上为区党部，区党部之上为县党部或市党部。到1926年10月，全国各地共建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近8000处。[46]1927年初区分部更增加到1万余处。[47]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若按法理形态良好运作，将100万党员如同军队一样严密组织起来，分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步调一致，国民党的组织实力自不可估量。但这个时期的有关资料显示，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发挥。试看当时一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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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本党的区分部的现状，真是禁不住要痛哭流涕！环顾党内同志，试问对于整顿区分部这件工作能够加以相当的注意和努力的，能有几人！大好的区分部，同志们不去打理，变成了有头无足的畸形儿，完全失却分给同志工作的能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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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词并非孤证。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的党务报告亦检讨说，国民党区分部很不坚固，党员多忽略区分部的工作。即使在有“党市”之称的广州，党的基层组织亦呈散漫状况。[49]广州中山大学为孙中山所手创，被誉为国民党的“党化大学”，标榜以“革命科学化，科学革命化”为办学方针，即使在这样的高级“党校”，其国民党基层组织亦不健全。当时即有人指出：“兹姑照中大的区分部来看，能认真办理者固多，而敷搪塞责者，亦仍不乏其人。在党化最高学府的中山大学党的区分部，都尚有整理未得臻于完善之处，何况在于乡村偏僻的地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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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依照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理，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归属于一个基层组织。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区分部去！”这个口号的提出，[51]实际意味着有不少党员游离于基层组织之外。其时国民党人承认：“本党党员自由脱党而逍遥法外的确是不少。”[52]基层组织不健全，表现在区分部、区党部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活动。在广东的一些县，区分部党员会议很少举行，或举行而党员不愿到会。[53]甚至连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区分部也“毫无成绩，即例会亦不举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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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党务已公开的一些地区，党员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党组织对党员不具约束力。如湖北“各县市党员自公开后，有离开党去自由活动的；委员取得政权，即忘了党；各县市多有借党为升官发财阶梯；执行党律不严，使土豪劣绅混入其间”。湖北阳新县党部自公开后，“各区党员因多不明党义之故，挟意见，分畛域，争权利，前途堪虞。”[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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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部、区党部之上，县市党部也不健全。如江西省各县党部“只知征求党员，不注意于训练，甚至空悬县党部或区党部招牌，而放弃区分部之组织与党员之分配”。[56]在湖北，据1927年1月该省第4次代表大会的党务报告，各县市执委会对于全县党务没有整个计划；“除了纠纷和要钱以外，很少给省党部以党务的报告”；既不能切实执行上级党部的指示，又疏忽对下级党部的指导；各县市党部对于党员的训练异常缺乏，对于民众的政治指导更为放弃；公开以后，各县市党部同志积极图个人的活动和私人地位的提高，渐渐离开民众，趋于腐化。[57]1927年1月13日，蒋介石在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对县以下国民党组织的弊端痛加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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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地党部，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是没有基本的训练和严肃的纪律。各级党部虽然规模粗具，事实上仍是一个空架子，平时不能训练党员，使党员服从党纪，徒然有一党部，有什么用处呢？老实说，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党员，就是有了几千百万，也是没有用处的。关于组织方面，党员大多数还不明白党的基本组织是什么，不注意下层的基本工作，弄得党在民众中间不能引起什么影响。[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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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以前，国民党只见上层，不见下层；改组以后，孙中山强调要将国民党组织的重心由上层向下层转移。这种下移，需要相当的“组织成本”：一是经费，二是人才。这个时期，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所遭遇的最大难题，正是经费困难和人才缺乏。国民党仿照苏俄体制在原有行政系统之外，平行建立一套党务组织系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要将原有的政权“组织成本”扩大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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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本”的迅速膨胀，难免面临种种难题。以广东为例，按国民党中央规定，广东各县党部的经费，每月由县公署拨270元。而当时广东各县县长的月薪有四五百元。也就是说，一个县党部每月的经费，仅及县长薪金的一半略多。县党部因经费有限，乃规定除书记、干事每人每月发给30元生活费外，县党部委员和各部部长都不支薪。即便如此，每月仅余下十几元党务活动费，尚不够印发一两次传单。县党部委员和各部部长既为义务职，势必另谋生计，也就不能全心全意为党服务。县党部的工作只好交给几个书记、干事去应付。加之县党部委员散居四乡，县党部每周开会一次，意味着一些委员每周要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外赶赴县城一次，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于是乎，一些热心革命的青年党员“终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止好让那些自己有钱的大地主，和占着特殊阶级的土豪劣绅去包办。广东各县的党务，不能尽量发达，大多数是因为这个问题”。[59]以打倒土豪劣绅为职责的县党部最终却沦为土豪劣绅手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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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情形自然也是其他国民党控制地区基层党务的写照。据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农村的剥削者阶层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都相应地进行了伪装，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常常在县和县以下的国民党机构中占据着领导职位”。[60]这表明国民党在向基层地域社会渗透的过程中，非但未能动摇旧有地方势力的基础，反而为他们所僭夺。1927年1月广东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指出：“各地党部之组织殊为松懈，各地党部之执行委员多不健全，且尚多为不明了党义的反动派所盘踞，而一般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尚多混入党籍，曲解党义，以图私利。”[61]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愿望势必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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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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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和不良分子混入党内，亦与国民党吸收党员的机制有关。本来，俄共对吸收党员有严格规定：凡志愿入党者，都须经过预备期。预备期长短不一：工人和农民至少2个月，其他人至少6个月。[62]预备党员制的作用，主要在于考察要求入党者的个人品质及对党的信仰是否坚定，借以防止思想不纯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改组时，几乎照抄俄共党章，唯独未采纳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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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民党号称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是一个多阶级的政党，而不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的政党。[63]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吸收党员几乎来者不拒。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7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后，新加入党者已有数万人，现警局教练所员生亦全体加入。”又据同年4月8日该报报道：“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热心党务，该局人员加入国民党者，闻已达四千余人。”从这两则报道可知，国民党自改组之初，即滥行集体入党。集体入党的弊端，在于不加甄选，不论优劣，不计信仰，将某一团体的所有成员网罗无遗，其结果，党员数量迅速膨胀而质量日趋杂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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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集体入党外，另一种方式是强迫入党。如1924年8月，广州市党部要求市教育局全体职员必须在1月之内加入国民党，不加入者要提出正当理由，否则撤职或停职。[64]另据《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报道：“凡（广州）市政府所属机关各职工，如有未入党者，限期本月内，一律使之入党，否则将其姓名列册函送区党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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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势力范围内，党票很快成了一部分人谋求饭碗和晋升的工具。其时，广州市教育局为了推行党化教育，整顿全市私塾。一批私塾被解散。不少塾师为保住饭碗而设法加入国民党。[65]更有的借党招摇，甚至利用党的招牌壮大宗族势力。在广东增城县，本地人黎氏与客家人吴氏两大族姓之间矛盾甚深，“为捞取选票壮大自己势力，在县党部建立初期，便各自拉人入党，因此，党组织迅速扩大”。[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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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开始后，国民党吸收党员更趋滥化。起初，“凡同情于本党的即可加入；再过一时期，即对本党不表同情，对于主义未曾了解，为暂时的利用，也就勉强拉入”。[67]在1926年10月～1927年4月半年间，国民党党员总数翻了一番，猛增50万。马日事变前，仅长沙一市就有国民党党员19万之多，而当时长沙市全市人口不过30万，近占全市人口的2/3。[68]这一说法也许不无夸张，但当时国民党吸收党员之滥，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北伐后有国民党人自我反省说：“党员的本身如此，即使无共产党、国家主义、无政府党等煽动宣传的侵入，已不难自坠入腐化。”[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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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组织和吸收党员两个方面，足以窥见北伐时期国民党组织形态之一斑。很显然，改组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同步增强，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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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军人和商人是近代中国崛起的几大新兴社会权势群体。从帝治到党治，人们的上升性社会渠道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改变。1921年中共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为广大中小知识分子提供和开拓了一条新的政治参与渠道。1924～1927年，在国共合作的名义下，国民党吸引和容纳了一大批中小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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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者多以为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组织散漫的党变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党。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背离实际的历史幻象。这种历史幻象的产生，主要由于研究者囿限于制度层面的考察，而未深入细察其实际运作情形。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无疑是改组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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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曼容《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是国内近年来出版的具有代表性和综合性的相关研究专著。该书即持此论（第207～208页）。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亦认为“这次改组，确使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第537页），“无论如何，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确是一个‘党律既严’的革命政党”（第560页），充分肯定国民党改组成功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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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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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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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8、384、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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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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