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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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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缺失,最主要表现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组织大多有名无实。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的诀窍之一,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党员的基层组织。国民党改组后,仿照俄共的基层“支部”设立区分部。区分部之上为区党部,区党部之上为县党部或市党部。到1926年10月,全国各地共建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近8000处。[46]1927年初区分部更增加到1万余处。[47]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若按法理形态良好运作,将100万党员如同军队一样严密组织起来,分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步调一致,国民党的组织实力自不可估量。但这个时期的有关资料显示,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发挥。试看当时一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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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本党的区分部的现状,真是禁不住要痛哭流涕!环顾党内同志,试问对于整顿区分部这件工作能够加以相当的注意和努力的,能有几人!大好的区分部,同志们不去打理,变成了有头无足的畸形儿,完全失却分给同志工作的能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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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词并非孤证。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的党务报告亦检讨说,国民党区分部很不坚固,党员多忽略区分部的工作。即使在有“党市”之称的广州,党的基层组织亦呈散漫状况。[49]广州中山大学为孙中山所手创,被誉为国民党的“党化大学”,标榜以“革命科学化,科学革命化”为办学方针,即使在这样的高级“党校”,其国民党基层组织亦不健全。当时即有人指出:“兹姑照中大的区分部来看,能认真办理者固多,而敷搪塞责者,亦仍不乏其人。在党化最高学府的中山大学党的区分部,都尚有整理未得臻于完善之处,何况在于乡村偏僻的地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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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依照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理,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归属于一个基层组织。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区分部去!”这个口号的提出,[51]实际意味着有不少党员游离于基层组织之外。其时国民党人承认:“本党党员自由脱党而逍遥法外的确是不少。”[52]基层组织不健全,表现在区分部、区党部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活动。在广东的一些县,区分部党员会议很少举行,或举行而党员不愿到会。[53]甚至连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区分部也“毫无成绩,即例会亦不举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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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党务已公开的一些地区,党员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党组织对党员不具约束力。如湖北“各县市党员自公开后,有离开党去自由活动的;委员取得政权,即忘了党;各县市多有借党为升官发财阶梯;执行党律不严,使土豪劣绅混入其间”。湖北阳新县党部自公开后,“各区党员因多不明党义之故,挟意见,分畛域,争权利,前途堪虞。”[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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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部、区党部之上,县市党部也不健全。如江西省各县党部“只知征求党员,不注意于训练,甚至空悬县党部或区党部招牌,而放弃区分部之组织与党员之分配”。[56]在湖北,据1927年1月该省第4次代表大会的党务报告,各县市执委会对于全县党务没有整个计划;“除了纠纷和要钱以外,很少给省党部以党务的报告”;既不能切实执行上级党部的指示,又疏忽对下级党部的指导;各县市党部对于党员的训练异常缺乏,对于民众的政治指导更为放弃;公开以后,各县市党部同志积极图个人的活动和私人地位的提高,渐渐离开民众,趋于腐化。[57]1927年1月13日,蒋介石在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对县以下国民党组织的弊端痛加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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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地党部,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是没有基本的训练和严肃的纪律。各级党部虽然规模粗具,事实上仍是一个空架子,平时不能训练党员,使党员服从党纪,徒然有一党部,有什么用处呢?老实说,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党员,就是有了几千百万,也是没有用处的。关于组织方面,党员大多数还不明白党的基本组织是什么,不注意下层的基本工作,弄得党在民众中间不能引起什么影响。[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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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以前,国民党只见上层,不见下层;改组以后,孙中山强调要将国民党组织的重心由上层向下层转移。这种下移,需要相当的“组织成本”:一是经费,二是人才。这个时期,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所遭遇的最大难题,正是经费困难和人才缺乏。国民党仿照苏俄体制在原有行政系统之外,平行建立一套党务组织系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要将原有的政权“组织成本”扩大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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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本”的迅速膨胀,难免面临种种难题。以广东为例,按国民党中央规定,广东各县党部的经费,每月由县公署拨270元。而当时广东各县县长的月薪有四五百元。也就是说,一个县党部每月的经费,仅及县长薪金的一半略多。县党部因经费有限,乃规定除书记、干事每人每月发给30元生活费外,县党部委员和各部部长都不支薪。即便如此,每月仅余下十几元党务活动费,尚不够印发一两次传单。县党部委员和各部部长既为义务职,势必另谋生计,也就不能全心全意为党服务。县党部的工作只好交给几个书记、干事去应付。加之县党部委员散居四乡,县党部每周开会一次,意味着一些委员每周要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外赶赴县城一次,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于是乎,一些热心革命的青年党员“终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止好让那些自己有钱的大地主,和占着特殊阶级的土豪劣绅去包办。广东各县的党务,不能尽量发达,大多数是因为这个问题”。[59]以打倒土豪劣绅为职责的县党部最终却沦为土豪劣绅手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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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情形自然也是其他国民党控制地区基层党务的写照。据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农村的剥削者阶层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都相应地进行了伪装,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常常在县和县以下的国民党机构中占据着领导职位”。[60]这表明国民党在向基层地域社会渗透的过程中,非但未能动摇旧有地方势力的基础,反而为他们所僭夺。1927年1月广东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指出:“各地党部之组织殊为松懈,各地党部之执行委员多不健全,且尚多为不明了党义的反动派所盘踞,而一般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尚多混入党籍,曲解党义,以图私利。”[61]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愿望势必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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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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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和不良分子混入党内,亦与国民党吸收党员的机制有关。本来,俄共对吸收党员有严格规定:凡志愿入党者,都须经过预备期。预备期长短不一:工人和农民至少2个月,其他人至少6个月。[62]预备党员制的作用,主要在于考察要求入党者的个人品质及对党的信仰是否坚定,借以防止思想不纯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改组时,几乎照抄俄共党章,唯独未采纳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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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民党号称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是一个多阶级的政党,而不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的政党。[63]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吸收党员几乎来者不拒。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7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后,新加入党者已有数万人,现警局教练所员生亦全体加入。”又据同年4月8日该报报道:“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热心党务,该局人员加入国民党者,闻已达四千余人。”从这两则报道可知,国民党自改组之初,即滥行集体入党。集体入党的弊端,在于不加甄选,不论优劣,不计信仰,将某一团体的所有成员网罗无遗,其结果,党员数量迅速膨胀而质量日趋杂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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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集体入党外,另一种方式是强迫入党。如1924年8月,广州市党部要求市教育局全体职员必须在1月之内加入国民党,不加入者要提出正当理由,否则撤职或停职。[64]另据《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报道:“凡(广州)市政府所属机关各职工,如有未入党者,限期本月内,一律使之入党,否则将其姓名列册函送区党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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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势力范围内,党票很快成了一部分人谋求饭碗和晋升的工具。其时,广州市教育局为了推行党化教育,整顿全市私塾。一批私塾被解散。不少塾师为保住饭碗而设法加入国民党。[65]更有的借党招摇,甚至利用党的招牌壮大宗族势力。在广东增城县,本地人黎氏与客家人吴氏两大族姓之间矛盾甚深,“为捞取选票壮大自己势力,在县党部建立初期,便各自拉人入党,因此,党组织迅速扩大”。[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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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开始后,国民党吸收党员更趋滥化。起初,“凡同情于本党的即可加入;再过一时期,即对本党不表同情,对于主义未曾了解,为暂时的利用,也就勉强拉入”。[67]在1926年10月~1927年4月半年间,国民党党员总数翻了一番,猛增50万。马日事变前,仅长沙一市就有国民党党员19万之多,而当时长沙市全市人口不过30万,近占全市人口的2/3。[68]这一说法也许不无夸张,但当时国民党吸收党员之滥,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北伐后有国民党人自我反省说:“党员的本身如此,即使无共产党、国家主义、无政府党等煽动宣传的侵入,已不难自坠入腐化。”[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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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组织和吸收党员两个方面,足以窥见北伐时期国民党组织形态之一斑。很显然,改组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同步增强,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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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军人和商人是近代中国崛起的几大新兴社会权势群体。从帝治到党治,人们的上升性社会渠道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改变。1921年中共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为广大中小知识分子提供和开拓了一条新的政治参与渠道。1924~1927年,在国共合作的名义下,国民党吸引和容纳了一大批中小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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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者多以为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组织散漫的党变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党。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背离实际的历史幻象。这种历史幻象的产生,主要由于研究者囿限于制度层面的考察,而未深入细察其实际运作情形。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无疑是改组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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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曼容《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是国内近年来出版的具有代表性和综合性的相关研究专著。该书即持此论(第207~208页)。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亦认为“这次改组,确使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第537页),“无论如何,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确是一个‘党律既严’的革命政党”(第560页),充分肯定国民党改组成功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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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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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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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8、384、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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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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