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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集体入党外，另一种方式是强迫入党。如1924年8月，广州市党部要求市教育局全体职员必须在1月之内加入国民党，不加入者要提出正当理由，否则撤职或停职。[64]另据《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报道：“凡（广州）市政府所属机关各职工，如有未入党者，限期本月内，一律使之入党，否则将其姓名列册函送区党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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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势力范围内，党票很快成了一部分人谋求饭碗和晋升的工具。其时，广州市教育局为了推行党化教育，整顿全市私塾。一批私塾被解散。不少塾师为保住饭碗而设法加入国民党。[65]更有的借党招摇，甚至利用党的招牌壮大宗族势力。在广东增城县，本地人黎氏与客家人吴氏两大族姓之间矛盾甚深，“为捞取选票壮大自己势力，在县党部建立初期，便各自拉人入党，因此，党组织迅速扩大”。[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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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开始后，国民党吸收党员更趋滥化。起初，“凡同情于本党的即可加入；再过一时期，即对本党不表同情，对于主义未曾了解，为暂时的利用，也就勉强拉入”。[67]在1926年10月～1927年4月半年间，国民党党员总数翻了一番，猛增50万。马日事变前，仅长沙一市就有国民党党员19万之多，而当时长沙市全市人口不过30万，近占全市人口的2/3。[68]这一说法也许不无夸张，但当时国民党吸收党员之滥，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北伐后有国民党人自我反省说：“党员的本身如此，即使无共产党、国家主义、无政府党等煽动宣传的侵入，已不难自坠入腐化。”[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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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组织和吸收党员两个方面，足以窥见北伐时期国民党组织形态之一斑。很显然，改组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同步增强，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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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军人和商人是近代中国崛起的几大新兴社会权势群体。从帝治到党治，人们的上升性社会渠道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改变。1921年中共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为广大中小知识分子提供和开拓了一条新的政治参与渠道。1924～1927年，在国共合作的名义下，国民党吸引和容纳了一大批中小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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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者多以为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组织散漫的党变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党。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背离实际的历史幻象。这种历史幻象的产生，主要由于研究者囿限于制度层面的考察，而未深入细察其实际运作情形。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无疑是改组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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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曼容《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是国内近年来出版的具有代表性和综合性的相关研究专著。该书即持此论（第207～208页）。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亦认为“这次改组，确使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第537页），“无论如何，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确是一个‘党律既严’的革命政党”（第560页），充分肯定国民党改组成功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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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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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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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8、384、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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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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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编印《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1926；张光宇：《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演变》，《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刘曼容：《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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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前夕：北京方面加入本党者，唯有学界而已；广州方面加入本党者，多是青年学生和工人；浙江及东三省加入本党者，知识阶级及退役军人最多；湖南、山东加入本党者，多为学界和工界；山西加入者大多数为学校教员和青年学生；安徽加入本党者，以学生最为踊跃，其次为工人；上海方面加入本党者，学、商、工各界皆有之；江西党员在1920年以前以军政界和留学生为最多，在1920年以后，以内地学生及工人为最多。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3，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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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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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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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日新：《南北局势剧变后中外人士之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102期，1926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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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6，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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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省党部代表大会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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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倚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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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巫：《学生界有幸有不幸》，《现代评论》第5卷第105期，1926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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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彭学沛：《今后的党员》，《中央日报》1928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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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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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孟真：《心气薄弱之中国人》，《新潮》第1卷第2期，第342～343页。傅斯年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南风来了北倒，北风来了南倒；没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只有石头、土块、草、木、禽、兽、半兽的野蛮人，是没灵牲，因而没主义的；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做一桩事，总要定个目的，有个达这目的的路径，没主义的人，已是随风倒，任水飘，如何定这目的？如何找这路径？既没有独立的身格，自然没有独立的事业了；没主义的人，不配发议论，议论是非，判断取舍，总要照个标准，主义就是他的标准，去掉主义，什么做他的标准？既然没有独立的心思，自然没有独立的见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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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朱务善：《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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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蒲良柱：《一般青年对于主义的信仰》，《现代青年》（《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第43期，1927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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