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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党务通告汇录》，《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2日；《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党务报告决议案》，《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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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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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武昌市党部全市执监联席会》、《阳新县党部代表大会》，均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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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江西省党部严密下级党部组织》，《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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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务之决议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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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蒋介石：《加强党的组训与改善党政关系》，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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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刘启能：《各县党部经费问题》，《现代青年》第5期，192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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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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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武如：《我们对于广东今后的重要工作》，《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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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922年修订的俄共章程，对预备党员的规定更为严格：一是预备期延长，工人和红军战士至少6个月，农民和手工业者至少1年，其他人至少2年；二是入党介绍人，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红军战士入党，须有3年党龄的党员3人介绍；其他人入党，须有5年党龄的党员5人介绍。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17～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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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吴倚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内称：“现在各位，须知国民党系谋全民利益的党，不是为任何特殊阶级谋利益的党。”《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5日。另见黄健生《你不要怀疑》，《现代青年》第65期，192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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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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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邓华卿：《市教育局为什么要解散许多私塾呢？》，《现代青年》第42期，1927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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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深町英夫：《改组前后中国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近代中国》第129期，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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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魏然：《反动局面的形成及其责任者》，《民意》第2、3、4期合刊，1929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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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长沙市之党员统计》，《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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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魏然：《反动局面的形成及其责任者》，《民意》第2、3、4期合刊，1929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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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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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三章 从“容共”到“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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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既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又是一种相互竞存的关系。因为相互合作，两党力量在短短的三四年间都得到迅猛发展，国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又因为相互竞存，两党党争一直或明或暗地进行着，直至最终破裂。共产党虽是一个小党、幼党，却是国民党自兴中会以来30余年间所遭遇到的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两党均“以俄为师”，其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具有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可以说具有“同源性”和“同构性”。这种“同源性”和“同构性”同时也蕴涵着矛盾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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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国共党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引发的。两党不仅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各有不同，而且各自的表述与客观事实之间亦存有相当的差距。1927年以后，两党从各自的立场来塑造这一段历史的记忆，乃至数十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和表述仍存有相当差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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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一时期国共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两党关系的形式、内容和表述，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时期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远非过去两岸表述中的“容共”、“联共”以及“合作”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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