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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载，《整理党务案》提出前，他曾多次与鲍罗廷磋商“国共妥协条件”。[27]故《整理党务案》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作鲍、蒋妥协的产物。蒋在1927年2月的一次演说中，曾声称“两党合作之议，最初发于本人之主张”，即指他所提《整理党务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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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一封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大致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强调两党合作政策早已确定，两党联盟也早已成为事实；二是《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内部的决议，与中共无涉，亦即否认该案对中共具有约束力。对于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一事，中共在信中没有明确表示可否。[29]而谭平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则对联席会议持相当肯定态度，认为组织联席会议对中国革命非常重要，“这不仅从消极方面来说，可以消除两党之间的冲突，而且从积极方面来说，还能同国民党一起制定中国革命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此外，这次联合全会使共产党在权利上与国民党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共产党能够争取到合法地位”。[30]显然中共方面亦注意到了《整理党务案》的另一面。王若飞后来认定这就是“由容共到联共，党内合作到党外合作”的转折点。[31]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亦认为，《整理党务案》的提出，标志着国民党的“容共”政策从此变为“联共”政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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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所反对的正是《整理党务案》所承认的“两党合作”的“名分”。西山会议派认为，《整理党务案》是广州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订立的妥协条件，将“容纳共产分子”变为“两党合作”，意味着国民党从此将变成“国共联合党”。[33]在西山会议派的认知中，《整理党务案》亦是国民党由“容共”向“联共”转变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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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整理党务案》提出后，蒋介石在多数场合都将国共关系表述为两党“合作”。如1926年7月24日蒋在复张继书中写道：“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惟爱党必以其道，因革命势力必求团结，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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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时，对国共关系的表述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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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党同志现在应该明白何者为革命派，何者为反革命派。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派，我们应该联络。先总理要联合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革命势力方能增长，革命精神方能发展。但在同志有许多怀疑者，引起许多的纠纷。西山会议派对于本党自相倾轧，亦即以此。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本是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力量，有人说联合后恐国民党将为共产党所消灭，为具有新知识脑筋清白者，决不出此无稽之谈。我们要知道，共产党不仅有组织有纪律，而且比国民党组织纪律严厉得多，对于革命有步趋、策略、方针、政纲，与其他团体不同。国民党除与共产党合作外，尚有何党何派可与之联合？现在已可看得明白，革命党不仅不与共产党分离，且应日日团结，方能扩大力量，适合本党的政策。如放弃、排除，使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上受打击，而本党处领导民众地位，离开共产党，所受打击更大些。故现在可说共产党消灭本党，是自己恐惶，只要自己努力向前奋斗，依照政纲进行，不仅共产党不能消灭国民党，且可为国民党辅助；如不努力奋斗，不联合共产党亦必终归于消灭。所以，对于共产党必不用其怀疑。且须知本党在领导民众地位，民众向本党团结，革命方可成功；反是，则是自杀。此为本党应注意的最大问题，兄弟所以特提出来要请各位格外注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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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到1926年底1927年初，“联共”的提法亦开始在国民党报刊上频繁出现。有时“联共”与“容共”交相使用，不分彼此。如1927年4月8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有篇文章，题为《我们为什么要拥护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植农工》，正文首句为：“近来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植农工）来了！”标题中为“容共”，正文中为“联共”，“容共”与“联共”似已通用。又《现代青年》第73期《编者的话》提到，不少读者来信请求解释“容共”与“联共”的区别。亦说明当时“容共”与“联共”两种提法之并存。其时，国民党左派甘乃光对“联共”与“容共”有另一种解释，即认为共产党分子内存在两种成分，一种是纯粹共产党，一种是跨党的共产党。国民党既“联络共产党纯粹分子”，又“容纳共产党跨党分子”。[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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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底1927年初，“联共”与“容共”虽在国民党报刊上交相出现，但称“联共”者渐多，提“容共”者渐少，意味着国民党人亦逐渐认同“联共”的提法。到“四一二”前夕，“联共政策”已是一个“口号常呼着，标语常写着”的词语。[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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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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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中共口号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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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与“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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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中共党员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国民党号称有20万党员，而中共只有400多人。尽管如此，中共当时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国民党吞并和“融化”，相反抱有要充当革命动力去推动国民党革命的意图。他们坚信自己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是人类社会未来的主人翁，具有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强烈的阶级优越意识。在中共“新青年”眼中，国民党人的形象已是“老朽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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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年后，国民党即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而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反“二十一条”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国民党人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唱主角的乃是进步党，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到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主流之外。[38]1923年7月《前锋》杂志创刊号有文质问国民党曰：“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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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汉认为，“当时的国民心理一致倾向国民党，共产党的旗帜不足以号召群众”。[40]这一认知显然与当时的“国民心理”不尽相符。当时固不存在举国“一致”的“国民心理”，而国共两党的旗帜，谁更有号召力，关键要看是对什么样的“国民”。如就社会底层民众而言，他们也许因“共产公妻”的传闻而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41]而对那时尊西崇新的知识青年而言，则可能又是另一番情形。罗志田研究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时，即发现“社会主义”的招牌在那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尽管各派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内涵可能相差甚远。[42]这当然仍是相对部分人群而言。事实上，当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说是为了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其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当时有舆论称：“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太爱学时髦了……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共产主义，再不然，还要无政府主义。”[43]此类言论虽不无夸张，但仍反映出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的急进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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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当国民党宣布改组时，北洋旧阵营一方的舆论大肆宣扬国民党“赤化”“过激”，而在“新青年”一方，却嫌国民党“老朽”“落伍”。当马林提议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时，几乎遭到后者的一致反对。在中共“新青年”眼中，老国民党人是旧时代人物，加入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退化。[44]孙中山容纳共产党分子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是要将这批五四新青年吸纳到他的革命队伍中来。在当时孙中山的认知中，国共两党的分别，一是“老同志”，一是“新青年”。[45]“老同志”固然疑虑“本党名义被彼利用”，而“新青年”更担心与“老同志”合流会失去青年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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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中共中央谆谆告诫其党员不要对国民党人存嫌恶藐视心理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而应该对他们努力“扶持”、“诱导”和“掖进”。[46]实际上，中共中央让其党员去“扶持”、“诱导”和“掖进”国民党，本身即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骄矜”姿态。而这种姿态，与中共党员受容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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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是一批“老同志”。从冯自由到西山会议派诸人均是。其间亦不无代际冲突的因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倚赖的主要不是元老派，而是党内的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对国民党元老派来说，眼见这些后进少年轻而易举跃居党内高位，难免心有不服。在国共合作初期，像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这批国民党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相处尚属融洽，多被中共视为左派或中派；而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老同志”。中共最初的斗争矛头亦主要指向“老国民党员”，认为只有将那些“国民党老朽”清除出去，才能组织一个新国民党。[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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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内部，“老同志”和少壮派之间亦不无冲突。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之争最初几乎表现为老少之争。如国民党改组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深切感受到国民党旧同志与共产党新青年之间的差距：“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48]戴于失望之余，愤而辞卸党内一切职务，一度不复与闻党事。此时年近40的蒋介石，亦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如他曾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指责：“许多老党员，应该知道他自己已是暮气沉沉，差不多已成为骨董，只能陈列着，不能有什么实用。现在最革命的差不多都是青年分子。”蒋甚至认为，“总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甚多，然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从旁掣肘，使总理不能径行其志之所致”。蒋在私下场合更是埋怨“本党老同志实不行也”。[49]李云汉认为，廖仲恺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亦与他时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而招人怀恨有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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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革命是青年人的事业，故青年最革命、最能奋斗之观念，渐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与此相对，“老”也就于无形中成了“老朽”“保守”的代名词。以至于与“老”字相关的称谓，都难免暗含贬义。如西山会议派即指责中共将孙中山称为“老革命家”是别有用心，不怀善意。邹鲁指出：“犹记十三年冬，共产党在广东编平民学校教科书，称总理为老革命家，革命家而下一‘老’字，何等深刻！说[没]想这‘老’字至今通移到我们国民党的党员来了，其消灭本党的阴谋……却可于此见出。”[51]连“老革命家”也成了一个贬义词，可见当时革命话语的主导权已完全掌控在青年一代之手。崇新与鄙老，几成为当时“新青年”流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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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式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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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政党，国民革命中亦将相当精力投注于工人农民运动。不过，在实际宣传、动员过程中，中共的意识形态如何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所接受，尚值得探讨。以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为例。该刊曾发表一封署名“冬原”的读者来信。来信以“冬原”家乡的情形为例，说农民不仅看不懂《向导》，也买不起《向导》，进而指责《向导》与其说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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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贵刊者，实在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还是主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里面虽写着“工人、农民、兵士们！起来！起（来）！”等话，但我老实告诉你们……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因为《向导》究竟是废纸，包油条的废纸。他们并没有听着你们叫；他们也未曾看着《向导》这样东西的。你们的文字太深了……你们那些“列宁”、“马克思”、“实际”、“封建”、“军阀”，他们确实看不懂，比较看得懂的，是“共产”两字，你们想，这是多么恐怖的“共产”！所以你们现在既不瞎想帝国主义让步，却偏偏又要受过很好的教育的朋友才能看得懂的东西，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为何物者却偏偏不能给他看懂。这是一个什么的向导？[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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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读者来信颇能说明早期中共精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自说自话”。因为当时《向导》并非免费散发，每份定价6分，而对当时的农民来说，10文一块的豆腐已不敢问津。更重要的是，《向导》的文字非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者不能看懂。20年代初的江苏南通，在张謇主导下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以“地方自治”著称一时。即使在南通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其市民识阿拉伯数字者也不过百分之二三。[53]试想那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们连阿拉伯数字尚且不识，遑论“列宁”“马克思”等洋导师以及“狄克推多”“苏维埃”等洋名词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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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那时的革命者未必不知他们所要唤起的民众的接受能力。如1926年4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一本名为《我们今后怎样工作》的小册子，要求每个党员必读。在这本小册子中，中央鉴于过去宣传口号提得过高，未能深入群众，提醒今后的宣传要顾及群众心理，适合群众要求，“群众有时很糊涂，我们便不能太过聪明，使他们离开我们，这时我们不妨也随着糊涂一点，引导他们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55]此时的革命知识分子显然自我感觉良好。[56]唤醒民众，启蒙民众，是五四后革命知识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但如何唤醒？如何启蒙？显然还处在摸索之中。《向导》记者在答复“冬原”时亦承认：“不用说卖钱，不用说《向导》式的文字，即使用极通俗的言辞，无代价的向农民去说，他们也不愿意来听，即来听亦难使他们了解……可知革命的理论是一回事，革命思想的通俗化文[又]是一回事。”“《向导》之不能通俗化，我们是承认的，然而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这应该也是公认的事实，顾此则失彼；《向导》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自不能兼顾通俗化……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的经典，然而一般工人又何尝能看懂呢？难道马克思也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著作《资本论》给他们看吗？不过他方面革命思想之通俗化，亦是刻不容缓的事。本报读者来信亦常有提及之者。”[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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