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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思想战线上的交战对手主要是国家主义派。与《向导》进行正面交锋的，一直是《醒狮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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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者考证，北伐时期耳熟口顺的“三大政策”口号并非孙中山原创，而是中共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概括后提出的。实际上，这个时期许多风靡的口号均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如“国民革命”这个名词虽早在1906年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就出现过，但此后的16年间不见再使用，[76]直到1922年陈独秀重新赋予它新的内涵后，才又逐渐流传，并为国民党人采用，很快成为一个风靡全国的口号。[77]又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响亮的口号，亦是中共最早提出的。陈独秀曾对这两个口号的提出和流行过程做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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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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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口号从提出到“深入民众”，毕竟有一个过程。如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普通民众就在很长时间内不大理解。中共在1926年5月的一次党内通告中还提醒其党员在宣传时不要太抽象，“如军阀及帝国主义二字为群众所不易了解，便只简说张作霖的军队如何如何不好，日本人如何如何侵略中国”。[79]据称当时“一般自命为知识阶级的人，对于‘帝国主义’，常常要闹笑话，常常要误解”。最常见的误解，是将“帝国主义”理解为有皇帝的国家的主义。[80]甚至于“打倒”之类词语，也要反复解释，“民众”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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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另一些流行词语“左派”“右派”和“左倾”“右倾”，亦是中共宣传的产物。晚清以来，先后历经“中西之争”“新旧之争”以及“革命”与“改良”之争，到20年代，进一步演变为“左右之争”。当时《东方杂志》有文说：“现代的世界，闹的乱纷纷的，不都是为了左右之争吗？各国国会中都有左党和右党；各政团中都有左派和右派；便是批判个人的思想行为，比较保守的，便算是右倾，比较急进的，便又说是左倾了。差不多现代一切的思想冲突，政治冲突，都不外是一种‘左右之争’。”[81]在中共的宣导下，“左倾”“右倾”“左派”“右派”等词很快风靡。当时西山会议派即指出，即使反对共产党者，亦不知不觉中使用共产党制造的“左倾”“右倾”等“怪名词”。[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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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与右倾，最初只是急进与稳健，或急进与保守之分。儒家向来主张“中庸之道”，执中守正，不偏不倚，左倾、右倾均有违中道。而在中共意识形态宣导下，左比右好，宁左勿右，迅速演变为一种强势的政治观念。中共三大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张国焘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之一，即是“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83]1926年元旦，中共广东区委在《对国民党第二次大会宣言》中亦声称：“左倾政策即最革命的政策，即最合乎革命运动要求的政策。”[84]蔡和森谈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青年党员群趋左倾，人人争当左派。“许多国民党青年党员不仅以右派为耻，而且听着中派这个名词亦很不高兴。”[85]汪精卫当时有一句名言：“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86]影响所及，连后来陈公博成立改组派时，亦声称自己是国民党左派，而不愿别人称他们为“改组派”。[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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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之争”进一步升级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强调“不革命即是反革命”，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不允许存留中立的、灰色的空间。蒋介石亦声称：“我自信是最革命的一个！谁反对我的，谁就是反革命！”[88]显然蒋已意识到，谁垄断了“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即可斥对手为“反革命”，即可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从晚清的“革命”与“改良”，到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其间不难窥见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流变。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语词日趋于急进，日趋于专断，同时又隐含着相当的任意性和模糊性。[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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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宣布禁止使用“左派”“右派”等“怪名词”。他说：“年来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90]中共制造的“怪名词”居然具有令对方立即瘫痪的“符魇”之力，足见其影响和声威。实际上，在此之前，蒋介石自己亦曾受中共话语影响而分“左”“右”，如1925年12月25日蒋在《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中指责西山会议派“是真不自知其早已向右去，立于反革命地位，而徒怨他人分别左右，岂不可怪！如精卫同志向左向右之说为不当，乃反不如直言之曰革命与反革命二者之分为当乎，吾同志盍不自反而徒责人也”。[91]正是这位认为“徒怨他人分别左右，岂不可怪”者，一年之后亦开始“怨他人分别左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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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崇左贬右外，崇“无”贬“资”，亦迅速成为一种主流思潮。依照中共的革命理论，“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无产阶级，越富于革命性”。影响所及，趋于急进的“新青年”纷纷以无产阶级自居。当时有舆论指出：“现在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动不动受了经济压迫，便说自己是无产阶级，所以要起来革命。其实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他还没有认识清楚……凡是没有钱用的，都自称是无产阶级。”[92]更有意思的是，国民党人亦不愿别人称他们的党为资产阶级政党，认为那是对国民党的轻蔑和侮辱。[93]这种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大概与五四以后中国各派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有关。[94]当中共将国民党重新定性为“各阶级合作的党”时，国民党人便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但也有的国民党左派青年仍欲与共产党争相代表无产阶级，声称：“在国民革命期间，本党是代表各阶级的；迨国民革命成功，进而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达到大同的时候，本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95]还有的声称：“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便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只知道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而不知道国民党同样是代表无产阶级。”[96]“无产阶级”成为抢手货，虽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平民意识不无关联，而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当是更直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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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认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依照这一革命程序，国共关系成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即现在是国民党的时代，将来是共产党的时代。中共这类富有前瞻性的革命话语十分迎合当时一些急进“新青年”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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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之过渡的观点，也于无形中潜移默化了像吴稚晖这样的国民党“老同志”。当吴稚晖于1927年4月1日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弹劾共产党时，其立论即是沿用这一观点。吴在弹劾文中引述他3月6日与陈独秀的一次“闲谈”。“闲谈”中，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曰：“二十年。”吴闻后骇极，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97]吴、陈之立论，正是基于国民党革命是共产党革命过渡这一观念，两人的分歧仅在于过渡期之长短。吴文公开发表后，西山会议派即批评吴氏立论错误，认为吴氏实已承认共产主义之可行，不过要求缓进而已。[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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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政策”口号的提出及风靡一时，是这个时期中共话语威力的又一最佳例证。“三大政策”的提法，大约定型于1926年10月前后，随后迅速传播，到1927年春夏间已成为最流行的口号。当时有国民党人描述其风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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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来了！有些人拍出通电来表示赤诚拥护三大政策；有些人严辞质问别一个人是不是始终如一的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在标语和传单上最容易看见的，也惟有三大政策。[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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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口号能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难怪当时国民党人认为中共的宣传口号具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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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大政策”口号流行的同时，还有“五大政策”之说。[100]但它在当时的影响，远没有“三大政策”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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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在“四一二”“清党”后，对中共的口号魔力仍心存余悸，认为口号是中共的一大利器，“即社会上耳熟口顺恬不为怪者……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国民党人忽焉不察，随声呼喝，不久而社会观听为之动摇，遂至党内外误会，纷乱之事，层见层出。智者莫由究诘，勇者无法自存”。[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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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除公开宣传自己的政见主张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控制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除汪精卫一度让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外，在实际运作层面，中共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随处可见。孙中山逝世前一个多月，中共中央即已着手布置“孙中山逝世后之宣传问题”，中共中央规定，“宣传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大会的宣言、党纲、政纲为根据”；“切戒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作比较，对于民主主义亦不可多作解释”。[102]中共显然不喜欢孙中山那句“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之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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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苏俄代表报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所颁军队政治课教学大纲中，既有关于军阀制度、帝国主义的课程，也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课程，唯独没有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课程。而该教学大纲为中共党人所制定。[103]1925年11月，中共中央通告指出：“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104]此后，中共中央又强调“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等。[105]可见“三大政策”的提出，正是中共“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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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从“消极不谈三民主义”，到“积极解释三民主义”，颇能反映当时中共对国民党思想舆论的主导。“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中慨叹：“现在本党有许多党员，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于在党部开会，连三民主义提也不敢提起，简直视三民主义为不足道的东西，这还成什么党员！”[106]蒋实际描述了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不敢提，一种是不屑提。两种态度实际均受中共的影响，“不敢提”更表明是受外力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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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代青年》反映，当时一些国民党青年隐然已有言论不自由之感。他们感到“只有C.Y.（引注：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说话，没有国民党员说话的空气”；[107]共产党人可以尽情地批评国民党，而没有人说他是“反国”；若国民党员批评共产党，则“一定要受‘反共’或‘右派’的大罪名”，“为甚么我党党员又不能这样批评监督共产党呢？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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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下，国民党青年大批左倾。由于孙中山晚年曾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使本来就信仰模糊的国民党青年莫衷一是。在主体思想模糊的情况下，面对中共的强势引导，国民党青年纷纷改宗转党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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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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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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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前夕，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万，实际上是一盘散沙，而且20万并非实数。改组前，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名，不过1/10。在初履广州的鲍罗廷眼中，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109]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徒有其名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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