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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认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依照这一革命程序，国共关系成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即现在是国民党的时代，将来是共产党的时代。中共这类富有前瞻性的革命话语十分迎合当时一些急进“新青年”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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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之过渡的观点，也于无形中潜移默化了像吴稚晖这样的国民党“老同志”。当吴稚晖于1927年4月1日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弹劾共产党时，其立论即是沿用这一观点。吴在弹劾文中引述他3月6日与陈独秀的一次“闲谈”。“闲谈”中，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曰：“二十年。”吴闻后骇极，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97]吴、陈之立论，正是基于国民党革命是共产党革命过渡这一观念，两人的分歧仅在于过渡期之长短。吴文公开发表后，西山会议派即批评吴氏立论错误，认为吴氏实已承认共产主义之可行，不过要求缓进而已。[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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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政策”口号的提出及风靡一时，是这个时期中共话语威力的又一最佳例证。“三大政策”的提法，大约定型于1926年10月前后，随后迅速传播，到1927年春夏间已成为最流行的口号。当时有国民党人描述其风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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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来了！有些人拍出通电来表示赤诚拥护三大政策；有些人严辞质问别一个人是不是始终如一的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在标语和传单上最容易看见的，也惟有三大政策。[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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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口号能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难怪当时国民党人认为中共的宣传口号具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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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大政策”口号流行的同时，还有“五大政策”之说。[100]但它在当时的影响，远没有“三大政策”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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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在“四一二”“清党”后，对中共的口号魔力仍心存余悸，认为口号是中共的一大利器，“即社会上耳熟口顺恬不为怪者……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国民党人忽焉不察，随声呼喝，不久而社会观听为之动摇，遂至党内外误会，纷乱之事，层见层出。智者莫由究诘，勇者无法自存”。[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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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除公开宣传自己的政见主张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控制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除汪精卫一度让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外，在实际运作层面，中共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随处可见。孙中山逝世前一个多月，中共中央即已着手布置“孙中山逝世后之宣传问题”，中共中央规定，“宣传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大会的宣言、党纲、政纲为根据”；“切戒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作比较，对于民主主义亦不可多作解释”。[102]中共显然不喜欢孙中山那句“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之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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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苏俄代表报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所颁军队政治课教学大纲中，既有关于军阀制度、帝国主义的课程，也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课程，唯独没有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课程。而该教学大纲为中共党人所制定。[103]1925年11月，中共中央通告指出：“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104]此后，中共中央又强调“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等。[105]可见“三大政策”的提出，正是中共“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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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从“消极不谈三民主义”，到“积极解释三民主义”，颇能反映当时中共对国民党思想舆论的主导。“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中慨叹：“现在本党有许多党员，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于在党部开会，连三民主义提也不敢提起，简直视三民主义为不足道的东西，这还成什么党员！”[106]蒋实际描述了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不敢提，一种是不屑提。两种态度实际均受中共的影响，“不敢提”更表明是受外力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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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代青年》反映，当时一些国民党青年隐然已有言论不自由之感。他们感到“只有C.Y.（引注：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说话，没有国民党员说话的空气”；[107]共产党人可以尽情地批评国民党，而没有人说他是“反国”；若国民党员批评共产党，则“一定要受‘反共’或‘右派’的大罪名”，“为甚么我党党员又不能这样批评监督共产党呢？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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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下，国民党青年大批左倾。由于孙中山晚年曾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使本来就信仰模糊的国民党青年莫衷一是。在主体思想模糊的情况下，面对中共的强势引导，国民党青年纷纷改宗转党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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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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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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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前夕，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万，实际上是一盘散沙，而且20万并非实数。改组前，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名，不过1/10。在初履广州的鲍罗廷眼中，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109]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徒有其名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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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空虚的国民党内，仅有400余人的中共，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各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国共合作之初，中共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忌而有所自我约束，但在1924年5月以后，中共渐取积极发展路线，迅速展示自己在组织方面的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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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同以中小知识青年为骨干力量，但国民党既无严密的吸纳机制，亦无健全的基层组织。知识青年大批涌入后，很快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形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二是导致国民党与下层民众相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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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自称：“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110]加之孙中山所倡导的“扶助农工”，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即告诫其党团员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111]当北伐军占领江西后，有几位中共党员出任县长，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腐败堕落的表现，立令他们辞职，否则登报开除。[112]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来承担。特别是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国民党的上级党务机关后，更将工作重心转向基层，更加深入到民众中去，在民众中加强自己的影响。[113]1926年8月，广东国民党召开全省农民委员会全体会议，聚集了全省各地的农运积极分子代表，其中80%是共产党员。[114]由此一来，国共合作的形态，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1927年2月24日，顾孟余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会上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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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很像国民党是在朝党，共产党是在野党的样子。我们恐怕到将来两党的政策会愈趋愈远，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同志在民众运动中不能积极的参加，将来一定会和民众愈加分开，甚至会不晓得民众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民众是怎么样的情形，有怎么样的要求，和有怎么样的需要，都通通不能够有真知灼见，那是再危险没有了！[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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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共两党的差别，还不仅仅表现在上层与下层之间，即使在同一层级，甚至做同一件事，两党党员的表现也不免有优劣高下之分。一位老国民党员晚年回忆，广东时期开办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时，讲师中既有“共产份子”，又有国民党“官吏讲师”，但两者的工作态度判然两样：“官吏讲师”对讲课不热心，其态度与材料总比不上“共产份子”之认真切实；“官吏讲师近于敷衍故事，共产讲师同于传道，显然有别”。[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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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的“显然有别”，在当时即已引起一些国民党人的关注和忧虑。如1925年12月23日邵元冲在日记中写道：“晚阅C.Y.之决议案及组织等，具见其工作之已切近实际，吾党中散漫无绪，各逞私图，尚何言耶？”[117]邵在日记中明显流露出对共产党的羡慕和对国民党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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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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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方面，当其“逼迫”中共加入国民党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担心中共会被国民党“融化”而丧失其独立自主性。苏俄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400多人的小党被分散吸纳到一个号称20万党员的大党中，很可能被湮没得无影无踪。直到1925年4月，斯大林还担忧中共寄人篱下的处境及可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当他得知中共不仅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组织，而且比国民党组织更严密，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时，他甚感惊讶。[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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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呈逆转之势。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道：“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119]维经斯基的说法虽有浮夸的成分，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则是事实。据谭平山称，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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