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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在“四一二”“清党”后，对中共的口号魔力仍心存余悸，认为口号是中共的一大利器，“即社会上耳熟口顺恬不为怪者……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国民党人忽焉不察，随声呼喝，不久而社会观听为之动摇，遂至党内外误会，纷乱之事，层见层出。智者莫由究诘，勇者无法自存”。[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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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除公开宣传自己的政见主张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控制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除汪精卫一度让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外，在实际运作层面，中共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随处可见。孙中山逝世前一个多月，中共中央即已着手布置“孙中山逝世后之宣传问题”，中共中央规定，“宣传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大会的宣言、党纲、政纲为根据”；“切戒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作比较，对于民主主义亦不可多作解释”。[102]中共显然不喜欢孙中山那句“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之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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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苏俄代表报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所颁军队政治课教学大纲中，既有关于军阀制度、帝国主义的课程，也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课程，唯独没有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课程。而该教学大纲为中共党人所制定。[103]1925年11月，中共中央通告指出：“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104]此后，中共中央又强调“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等。[105]可见“三大政策”的提出，正是中共“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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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从“消极不谈三民主义”，到“积极解释三民主义”，颇能反映当时中共对国民党思想舆论的主导。“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中慨叹：“现在本党有许多党员，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于在党部开会，连三民主义提也不敢提起，简直视三民主义为不足道的东西，这还成什么党员！”[106]蒋实际描述了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不敢提，一种是不屑提。两种态度实际均受中共的影响，“不敢提”更表明是受外力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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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代青年》反映，当时一些国民党青年隐然已有言论不自由之感。他们感到“只有C.Y.（引注：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说话，没有国民党员说话的空气”；[107]共产党人可以尽情地批评国民党，而没有人说他是“反国”；若国民党员批评共产党，则“一定要受‘反共’或‘右派’的大罪名”，“为甚么我党党员又不能这样批评监督共产党呢？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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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下，国民党青年大批左倾。由于孙中山晚年曾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使本来就信仰模糊的国民党青年莫衷一是。在主体思想模糊的情况下，面对中共的强势引导，国民党青年纷纷改宗转党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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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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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前夕，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万，实际上是一盘散沙，而且20万并非实数。改组前，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名，不过1/10。在初履广州的鲍罗廷眼中，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109]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徒有其名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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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空虚的国民党内，仅有400余人的中共，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各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国共合作之初，中共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忌而有所自我约束，但在1924年5月以后，中共渐取积极发展路线，迅速展示自己在组织方面的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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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同以中小知识青年为骨干力量，但国民党既无严密的吸纳机制，亦无健全的基层组织。知识青年大批涌入后，很快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形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二是导致国民党与下层民众相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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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自称：“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110]加之孙中山所倡导的“扶助农工”，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即告诫其党团员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111]当北伐军占领江西后，有几位中共党员出任县长，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腐败堕落的表现，立令他们辞职，否则登报开除。[112]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来承担。特别是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国民党的上级党务机关后，更将工作重心转向基层，更加深入到民众中去，在民众中加强自己的影响。[113]1926年8月，广东国民党召开全省农民委员会全体会议，聚集了全省各地的农运积极分子代表，其中80%是共产党员。[114]由此一来，国共合作的形态，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1927年2月24日，顾孟余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会上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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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很像国民党是在朝党，共产党是在野党的样子。我们恐怕到将来两党的政策会愈趋愈远，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同志在民众运动中不能积极的参加，将来一定会和民众愈加分开，甚至会不晓得民众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民众是怎么样的情形，有怎么样的要求，和有怎么样的需要，都通通不能够有真知灼见，那是再危险没有了！[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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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共两党的差别，还不仅仅表现在上层与下层之间，即使在同一层级，甚至做同一件事，两党党员的表现也不免有优劣高下之分。一位老国民党员晚年回忆，广东时期开办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时，讲师中既有“共产份子”，又有国民党“官吏讲师”，但两者的工作态度判然两样：“官吏讲师”对讲课不热心，其态度与材料总比不上“共产份子”之认真切实；“官吏讲师近于敷衍故事，共产讲师同于传道，显然有别”。[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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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的“显然有别”，在当时即已引起一些国民党人的关注和忧虑。如1925年12月23日邵元冲在日记中写道：“晚阅C.Y.之决议案及组织等，具见其工作之已切近实际，吾党中散漫无绪，各逞私图，尚何言耶？”[117]邵在日记中明显流露出对共产党的羡慕和对国民党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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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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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方面，当其“逼迫”中共加入国民党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担心中共会被国民党“融化”而丧失其独立自主性。苏俄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400多人的小党被分散吸纳到一个号称20万党员的大党中，很可能被湮没得无影无踪。直到1925年4月，斯大林还担忧中共寄人篱下的处境及可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当他得知中共不仅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组织，而且比国民党组织更严密，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时，他甚感惊讶。[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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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呈逆转之势。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道：“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119]维经斯基的说法虽有浮夸的成分，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则是事实。据谭平山称，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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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整理党务案》虽使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几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并未影响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经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反而加强了。[121]1926年8月，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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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来自中共高层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顾孟余的这一说法。据陈独秀1926年11月的报告，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包办”之下（“包办”一词系出自共产党人之口），以至于广东、上海的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中共合作，而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引注：即中国国民党）就是李守常（引注：即李大钊）”。[123]另据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引注：即中国共产党）”。[124]“还有许多负民校（引注：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代称）工作责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组织系统之下，不受民校指挥，不与民校上级党部发生关系，没有经过民校手续，而径自执行我们党的行动策略。”[125]这类情形并非中共上海区委的独特现象。如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训令“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126]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其“包办”情形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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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戴季陶、谭延闿、唐生智等人均感叹：“K.M.T.不行了，革命还是C.P.”；“K.M.T.没有力量，还是C.P.力量大”。[127]同样的沮丧和忧虑甚至从国民党的党报传媒上流露出来。如1926年12月31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报道：“现在有许多国民党的党员，常常叹气说国民党的组织怎样不好，怎样散漫，怎样不严密。”[128]翌年1月4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社论更痛切地指出：“稍有感觉的本党同志，常常呼着‘本党没有严密的组织’；有些别有用意的人们，听到这种呼声，实有意似无意的说：‘你们国民党已经有了总章，并且有了由区分部上至中央党部的系统组织了，怎说没有严密的组织’。诚然，这话说得不错，但是我们看看党的内容吧！看看我们工作所发生的困难，一方面又横看和我们同一战线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工作之顺利吧！我们实觉得相形见绌，实觉本党总章所规定的系统组织，不是一种事实上严密的组织，只是一种文字上严密的组织。”[129]更有的愤激地说：“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国民党除了几条具文的纪律而外，泥的纪律的也配不上。”[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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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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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组织运作的巨大反差，在国民党内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为国民党组织松懈而忧虑，更对共产党组织严密而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衍化为“分共”“反共”的主张和行动。国民党内主张“分共”“反共”者，其出发点和动机不尽一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讨论国共纠纷情形时，即有国民党代表谈到，两党的纠纷并非主义之争，亦非党员努力者与不努力者之争，实是“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怕得了不得”。他们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作秘密党团活动尤生疑惧。共产党代表则声辩说，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不过5000，而国民党党员有50万，“这50万国民党为何怕起5000个共产党来呢？”[131]事实上，当时确实流传着1个共产党员抵得上10个国民党员，1个民众运动者胜过100个国民党挂名党员等说法。[132]西山会议派主张“分共”，亦部分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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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组织反差在国民党内引发的另一种反应，是部分富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青年，鉴于共产党组织严密，国民党组织疏散，转而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组织严密，训练严格，国民党则反是，所以要革命，就要加入共产党。”[133]有一位青年谈及他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原因：“我只看见人家的努力勇敢，不由得我不起了羡慕，由羡慕而生信仰，由信仰而做了一个实行家，回看国民党的青年，还像暮气沉沉的睡着……”[134]另一位由国民党转入青年团的青年亦称：“C.Y.的组织，我相信任何团体的好组织都比不上他的严密确真，他对于他的团员有整个的训练方法，其最注意的就是以铁的纪律规定团员勤阅书报，这是很好的方法，国民党就因了缺乏这样工作，所以到了现在，许多同志都变成跨党跨团的假党员。”[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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