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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部，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心中有数；而国民党方面，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则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不对国民党公开。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中共并没有提交。蒋介石感叹：“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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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身份的秘密性，一直令国民党人深感不安，觉得自己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国民党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154]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中共即在国民党内开展秘密党团活动。[155]国民党人认为，中共党员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在国民党内不应进行秘密党团活动，否则就是“党内有党”。当国民党发现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时，即明确表示不能容许，认为“既有党团作用，则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156]而中共方面则认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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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最初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外联合，而只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在不愿中共“独树一帜而与吾党争衡”。未料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人越来越感觉不安的，正是这种“党内有党”的合作方式。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最使国民党人深怀戒惧。[158]本来国民党亦可采取党团的方式“回敬”中共。邹鲁回忆，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期间，曾在广东各校员生中组织国民党党团对付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同时也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对方的情形。[159]但国民党的“党团”无法对付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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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客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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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很快发现，它在组织竞争方面远非中共对手。改组后，除了党员数量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得到增强，形式上仿效俄共组织体制，实际上仍是一盘散沙。相反，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但其组织内聚力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160]以至于国民党人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161]国民党左派甘乃光声称，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而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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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163]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有文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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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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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共将“容共”改称“联共”的时候，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关系开始发生主客易位，担心国民党“容共”，有演化为共产党“容国”的危险。北伐时期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冲突，除了意识形态之争，农工运动过火等因素外，国民党对中共在其党内的党团运作深怀疑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时一些国民党人公开说：“我们并不反对C.P.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165]就连鲍罗廷也感到“国民党人确实害怕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人吃掉”。[166]在共产党的严密组织运作下，国民党人强烈感受到了一种组织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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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国共合作之初，孙中山不愿与“毫无所借”的中共对等合作，而只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孙意以为共产党人既同意加入国民党，即已表明这班少年诚心悦服其主义。孙对此非常自信。然而，孙中山一方面想借鉴俄共模式将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列宁主义式的严密政党，另一方面又同意容纳共产党分子，这本身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政党，是不可能容纳另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其党内活动的。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即意味着包容者不可能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组织。孙中山当初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自然不希望中共在其党内进行有组织的党团活动。但这对具有坚定信仰和铁的纪律的中共而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种是国民党仍维持其旧有的涣散松懈的组织体制，容许中共在其党内作党团组织活动，从而逐渐丧失自己的领导权，最终可能为中共所兼并；另一种是终止两党党内合作，或共产党主动脱离国民党，或国民党强行“分共”“反共”。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虽不断有人反对“容共”，但孙中山自信有控驭中共的能力。故一直不曾改变其“容共”政策。孙去世后，主张“分共”者不免有“违教”之嫌，非万不得已不敢贸然行事。西山会议派“分共”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即是违背“遗教”而导致党统“合法性”丧失所致。蒋介石1926年5月14日日记记曰：“……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能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167]可见蒋虽早有“分共”“反共”之心，只因不敢冒“违教”之险，不得不勉强维持“合作”局面。但这种局面显然难以长久维持。因为国民党是不可能放弃其领导权的。当中共领导的两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冲击着一大批农村地主家庭出身的国民党党员和党军军官们的切身利益后，无疑坚定了蒋介石反共的决心；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打下江西、上海后，个人声威倍增，反共时机趋于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蒋虽明知“违教”亦在所不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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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国民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大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党力”尚不若仅有数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原因何在？仅袭用俄共组织的形式，而未能得其内蕴精髓，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当是其主要症结所在。而这又与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体制为用的治党策略紧密相关。国民党“以俄为师”实际上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一与“全盘俄化”的中共较量，即感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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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共在组织运作方面的成功，并未能保证它在此次革命中取得最终胜利。共产党的“文斗”毕竟敌不过国民党的“武斗”。合作破裂后，国共双方都总结各自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从中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蒋介石得出的结论亦相似。他说，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如果国民党也搞起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168]此也足见中共的组织运作技巧给蒋介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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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一书可视为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李著认为，若非蒋中正断然武力“清党”，则国民党早已于此时被消灭（见该书导论）。大陆学者的问题意识集中于探讨大革命的领导权，传统观点强调中共是大革命的领导者，较近的看法则倾向于中共没有掌握大革命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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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36页；另，郭恒钰认为，当时共产国际把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关系不说是“两党合作”，而称之为“统一战线”，进而认为1923～1927年的国共关系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而是“国共统一战线”。见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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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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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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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0～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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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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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引自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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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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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1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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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李代表意见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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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一认知非中共所独有，如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人言论中亦常见类似提法。1926年12月27日《现代青年》第1期所刊《中国国民革命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文称：“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这句话是现在很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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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独秀：《我们的回答》，《向导》第83期，192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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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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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1924年8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59～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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