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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共在组织运作方面的成功，并未能保证它在此次革命中取得最终胜利。共产党的“文斗”毕竟敌不过国民党的“武斗”。合作破裂后，国共双方都总结各自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从中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蒋介石得出的结论亦相似。他说，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如果国民党也搞起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168]此也足见中共的组织运作技巧给蒋介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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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一书可视为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李著认为，若非蒋中正断然武力“清党”，则国民党早已于此时被消灭（见该书导论）。大陆学者的问题意识集中于探讨大革命的领导权，传统观点强调中共是大革命的领导者，较近的看法则倾向于中共没有掌握大革命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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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36页；另，郭恒钰认为，当时共产国际把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关系不说是“两党合作”，而称之为“统一战线”，进而认为1923～1927年的国共关系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而是“国共统一战线”。见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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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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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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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0～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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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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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引自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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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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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1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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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李代表意见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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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一认知非中共所独有，如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人言论中亦常见类似提法。1926年12月27日《现代青年》第1期所刊《中国国民革命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文称：“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这句话是现在很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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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独秀：《我们的回答》，《向导》第83期，192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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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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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1924年8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59～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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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述之：《国民党中之左右派的争斗与共产党》，《向导》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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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引自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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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28～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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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1973，第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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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中华书局，1989，第1238～1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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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12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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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24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对国民党员颁发一训令。国民党党史会编《革命文献》第16辑，该训令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第2773～2776页）。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收录时亦沿用这一标题（第459～462页）。再查最早发表该训令的《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1924年9月28日），其标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训令标题和正文中均无“容纳共产分子”或类似提法。可知《革命文献》和《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两书均对原标题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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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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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74～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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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在此之前，国民党内已有人将国共关系表述为“合作”关系，如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监察委员李石曾函称：“弟非国际共产党，亦非参与两党合作之人，但两党既已合作如前，万不宜分裂于后。”（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9页）但这只是代表个人的言论，国民党官方文件中出现两党“合作”提法，则自《整理党务案》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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