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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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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如1927年7月1日《大公报》社评称：“共产党之称，出于日译，普通社会，初不知共产主义作何解，而就‘共产’二字以释其义，则有类夺人之产以为己有，故共产公妻，相提并论，常人闻之，如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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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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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袁同畴：《一封谈论“恋爱问题”的信》，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6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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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东方出版社，1996，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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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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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年2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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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3～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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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戴季陶致蒋中正函》（1925年12月12日），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99～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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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90～591、625、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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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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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海滨：《〈向导〉中的“反赤”“赤”》，居正编《清党实录》，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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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冬原：《豆腐涨价与向导周报》，《向导》第166期，“读者之声”，1926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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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921年张謇在《通告城区父老昨日一日之观念》中谈到，南通剧场实行对号入座，座位号为阿拉伯数字，多数市民不识。张謇遂觉不当，并慨言曰：“盖社会未受普通教育者多，识阿拉伯文数目者不过百之二三，知中国文之为右上右行，外国文之为左上左行者更减。”见《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466～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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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如1927年1月4日《现代青年》第7期“答问”中，有读者来信询问：“什么是狄克推多制？苏维埃的意义是什么？”来信读者是一名法律专科学校学生。可见即使当时的知识青年，也不全明了那些洋名词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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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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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这尚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初始阶段。此后，渐渐地觉得在“群众”面前自惭形秽，进而跟在“群众”的后面跑，再到后来，成为必须接受“群众”“再教育”的对象。这大体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群众”互动关系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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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向导》第166期，“读者之声”，1926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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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团广州地委报告（第十一号）》（1925年4月19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983，第155～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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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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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第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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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宫孟：《我们所应该走的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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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这个时期“新青年”的急进化，从他们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态度上亦表现出来，如1927年1月24日《现代青年》第23期所刊《胡适之的高明谦让》一文，开篇即称“落伍的胡适之！”与之相对的，是他们对鲁迅的推崇，如同刊1927年1月27日第26期专门为当时鲁迅的广州之行发了一期专号，刊首语称：“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领袖鲁迅先生应中大之聘，已于日前由厦门跑到我们赤色的广州来了！这个消息传到一般青年的耳鼓里，想没有一个不竭诚地表示热烈的欢迎的罢！”有意思的是，当鲁迅到广州后，觉得当时外省人传说中可奇可怕的赤色之都广州，仍然很旧，未见有多少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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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11月1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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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新青年》第5号封底广告，192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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