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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中央通告第101号》（1926年5月7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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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YT：《对于帝国主义的误解》，《新黎里报》（江苏吴江县）第50期，1925年8月16日。陈独秀在《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一文中亦谈到对帝国主义的望文生义的误解，见《向导》第149期，192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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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W生：《右倾和左倾的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20号，1925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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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居正编《清党实录》，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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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斯内夫利特笔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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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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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和森：《何谓国民党左派》，《向导》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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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引自蒋介石《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1925年12月25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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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930年8月4日《申报》有一篇题为《陈公博自认非改组派》的新闻报道：“陈公博云，吾与汪等系左派，不是改组派，市上所贴反对改组派标语，不是骂吾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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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中华书局，1965，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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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关于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专断性和任意性，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台北《新史学》第11卷第1期，2000年）一文有过很好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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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蒋介石：《谨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1927年4月），《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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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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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健行：《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现代青年》第3期，1926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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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陈独秀：《国民党与劳动运动》、《西山会议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分别见《向导》第71期、第190期，1924年6月18日、1927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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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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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沙白：《呼喊的回声》，《现代青年》第44期，192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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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赞育：《孙文主义的进步性》，《现代青年》第57期，1927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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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吴敬恒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1927年4月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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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竟成：《吴敬恒先生呈文观》，居正编《清党实录》，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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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格孚：《我们为什么要拥护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现代青年》第7S期，1927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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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就多次出现“五大政策”的提法：1927年1月20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编《假期学生党务工作须知》中，列有18条“现时认为最应向民众宣传之问题”，其中第3条，即为“中国国民党五大政策”；3月22日曾盛镇《怎样做一个国民党党员》一文中提到：“党员要明白国民革命，为目前唯一出路；三民主义，是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正确理论；了解总理五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开国民会议，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保证国民革命成功的根本政策”；3月26日张冠英《由读遗嘱看书籍呼口号说到CY》一文中提到：“在现在经济落后沦于次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我们要知道最适合国情和客观需要的主义政策，除却总理手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及五大政策而外，恐亦再好没有了”；4月4日蕴真《主义与政策》一文中提到：“在眼前民生主义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个方法，尚有联俄，联共，农工，除废[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国民会议五大政策。”以上四处，有两处提到了“五大政策”的具体内容，即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了开国民会议和取消不平等条约两项。另外两处未列出具体内容，似乎“五大政策”已为人们所熟知而无须详解一样。《现代青年》是国民党左派的一个言论阵地。作者多为国民党左派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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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引自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8，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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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关于孙中山逝世后之宣传问题》（1925年2月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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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1926年7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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