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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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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共产党党团会议》（1924年1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53～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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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张继等三监察委员弹劾共产党文，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03～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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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瞿秋白对于三监察委员弹劾案答辩词，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6～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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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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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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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如西山会议派称：“从前本党容许共产党的加入，是使共产党党员附合于本党，然而他们加入以后，竟演成了反从为主的形势，转像本党附合于共产党似的”（《清党实录》，第420页）；又如1927年4月7日《时事新报》发表一篇署名为“中国国民党员杨耀唐”的文章，内称：“我昨日读了两党领袖的宣言，总觉得以共产党是主，国民党是客。”（《读了国共两党领袖宣言后的怀疑及提议并勉励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一致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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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周应湘：《复CY的一封信》，《现代青年》第77期，1927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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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甘乃光：《我们现在对于一般革命分子的态度》，《现代青年》第13期，1927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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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逸云：《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是谁〉以后》，《现代青年》第60期，192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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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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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中央特别会议》（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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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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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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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蒋介石：《对于关税之感想》（1929年2月1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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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四章 裂变：全代会与党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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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革命政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由于党的创建者大都是青年人，其换代期势必在时间上拖得很长，加之创业的第一代领袖往往能力超凡，长期在其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很难脱颖而出。第一代领袖一旦逝世，继起者在能力与威望上均遥不可及，党内一时难以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和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在无人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党内接班人之争亦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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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主要在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蒋介石虽然最终以军权坐大，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面临着党内其他势力的挑战，直至1938年其合法党魁地位才得以正式确立。自1925年总理去世至1938年总裁产生，在这13年间，国民党并不存在一个令全党慑服的法理权威领袖。尤其自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至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大”，五六年间，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几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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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派系斗争的焦点主要为接班人与党统之争，同时亦夹杂着国共之争和路线之争。1927年7月以前，国民党各派围绕着如何对付共产党，而有“容共”“联共”和“分共”“反共”之别；1927年8月以后，各派在“反共”问题上虽然取得共识，但随之而起的党统之争又将派系斗争推向极致。南京政权建立初期，右翼的西山派旧帜依张，左翼的改组派又新树一帜。同时，地方军事集团借势称雄，各据一方，“以军分党”。蒋介石则力图挟优势武力树立自己在国民党中央的“正统”地位，引发党内左右两派和地方军事集团的强烈不满和联合反弹。在共同不满蒋介石南京中央的情绪下，各政治派别之间和各军事集团之间虽存有矛盾分歧，但在“反蒋”的大目标下集结起来，一度形成联合战线，衍为政治派系之间的“文斗”与军事集团之间的“武斗”相互纠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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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胡汉民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1]在这一理念宣导下，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公开争夺党的“正统”，二是将派系斗争隐蔽化。“党外无党”不仅意味着其他政党不能合法存在，也表明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和派系势力不能脱离原党另立新党，否则就可能丧失党统的合法性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不同派系为了合法存在，必须首先在党内制胜对手，争夺党的“正统”，然后以“中央”的名义号令全党，宣布对手为非法的“伪”组织，或取消对方成员的党籍。党的“正统”成为一项极重要的政治号召和实力资源。党统之争自然也成为这个时期国民党内各次文争武斗的核心问题。陈诚在晚年回忆录中对此有过一段评论：“当时的党统，和春秋时代的周天子一样，本身虽是一个空架子，但那些强大的诸侯，要想诛除异己，一定要托他的名行事，然后才觉得应天顺人，而不是穷兵黩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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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党的正统？”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本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模糊性。由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更具有党统的象征意义，于是在一段时期里，自开全代会便成了党内各派争夺党统的一大要着。继西山会议之后，诸如粤“二大”、沪“二大”、粤“四大”、沪“四大”、宁“四大”、改组会议、扩大会议、非常会议等，纷纷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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