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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汉民不同，蒋介石主张接受扩大会议提出的法治要求，不愿“为捣乱者再留一为约法而战之题目”。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强烈要求制订约法，威胁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故蒋提出在宪法未颁布以前，先行制订训政时期约法。当时社会上还盛传蒋介石想借约法，登上总统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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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约法主张，事前未与胡商议，亦未待中央党部讨论而径自公开发表。胡大不谓然。1930年11月13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幕。会上，蒋介石正式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的提案，得到政学系张群等人响应，却遭到胡汉民的强烈反对。全会最后未能就是否制订约法一事做出决定，仅议决于次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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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约法之争外，胡汉民对蒋介石提出的提前召开国民党“四大”的主张，亦表示反对。胡汉民在三届四中全会的开幕词中，还隐晦指责蒋介石个人集权，声称“断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人去担负。以为如此，便是把所有的聪明才力都贡献给党了。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因此兼职之风一时大盛。兄弟认为实有严重纠正的必要”。[55]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仍决定以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长。胡氏颇不以为然。他在大会闭幕之日又临时提议，以后中央各部部长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实则要求蒋介石辞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胡氏的提议虽然得到全会原则通过，但蒋仍以常务委员继续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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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一向强调“党权高于一切”，并以“党权”的代表和化身自居，视蒋为“不知政治”的“军人”。[56]在胡看来，“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57]“只有政治可以左右军事，而军事不能左右政治的。”[58]蒋介石则认为：“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无文治。书生如本党之老学究，诚不足言文治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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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素来自视甚高，遇事专擅固执。几年来，胡氏常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制约蒋介石，使蒋觉得“一切政治皆东牵西制，不能运用自如”。蒋指责胡“必欲以五院院长牵制行政，且皆欲以立法院主张是从，而以立法院为国民政府之重心”。[60]蒋无法容忍胡氏，欲去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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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宴客为名，将胡汉民扣押，逼迫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院长及国民政府委员等本兼各职，翌日将胡移送汤山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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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禁胡汉民是蒋介石在走向个人集权过程中继中山舰事件之后又一重大政治事件。此次事件引发国民党内粤籍中央委员集结起来，另立门户，酿成持续数年之久的宁粤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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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23年，孙中山三度在广东成立革命政府。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国民党也带有浓厚的广东地域色彩。孙中山晚年所重用的干部，如胡汉民、陈炯明、许崇智、朱执信、廖仲恺、汪精卫等，均是广东人。1926年北伐以前，国民党有效控制的地区局限于广东。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大部依赖广东一省。在国民党内，广东人常自许为革命牺牲最多，贡献最大，革命的正统意识亦最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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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去世后，同隶粤籍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均有可能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但也因此相互难容，导致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逐，汪精卫被迫出走海外。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从此转入浙江派之手。广州一度盛传“浙江人排挤广东人”的说法。广州街头甚至出现反对浙江系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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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数年间，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粤籍委员受到排挤。汪氏个人更处于颠沛流离状态。唯有胡汉民维持与蒋介石合作的局面。国民党内一向富有正统意识的粤人，早有不平之感。故当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的消息传出后，粤籍国民党人迅速集结起来，共同对抗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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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文官长古应芬、铁道部部长孙科、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南京市市长刘纪文等相继托故离开南京，潜行入粤，或避往上海租界。古应芬旋即联络陈济棠、邓泽如、萧佛成等人在广东组织“策划机关”，研究救胡及组织“西南政府”方案。据闻古应芬借以号召粤人的，即为“浙江人太欺侮我们广东人”一语。时论评曰：“两广人氏之同乡观念，较之任何省籍人氏为深，古氏能烛其微，为此恰到好处之语，故能一拍即合”；“古语一出，遂如响斯应，汹汹然莫能遏止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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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身份联名发表通电，弹劾蒋介石“违法叛党”。5月3日，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所部将领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亦表示愿意捐弃前嫌，与广东联合反蒋。汪精卫、唐生智、陈友仁、许崇智、邹鲁等原与蒋介石积不相容的人，皆乘机活动。汪氏尤其屡屡于报端公开发表通电与谈话，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相号召。伍朝枢（时任驻美公使）等极力反对联汪反蒋。但邓泽如、邹鲁等力主联合汪派，以壮声势。一向与汪氏不共戴天的胡汉民，此时亦传言孙科、古应芬，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63]胡、汪两派遂在共同反蒋的目标下暂时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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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等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于48小时内下野。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简称“非常会议”）。这次会议如同之前北平的扩大会议，亦宣布成立“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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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常会议”为名，乃为了避免扩大会议时之党统争议。既称“非常”，则意味着超越现有党政体制和法理，如同民国初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时所召开之“非常国会”。“非常会议”规定，凡是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只要愿意反蒋，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推举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5人为“非常会议”常务委员，推举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均是清一色的广东人。此次反蒋阵营集结了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不过声势已不及去年扩大会议，除两广外，外省人应者寥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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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南京召开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蒋介石亦不甘示弱，于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对方为“粤逆”，表示要“削平叛乱，完成统一”。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正当宁粤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国难当头，面对全国人民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声，双方不得不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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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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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五 “四大”的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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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次日，李石曾、张继、吴铁城联名致电广州，建议停止敌对，一致救国。20日，南京中央亦致电广州，主张抛弃一切意见，团结御侮。粤方复电表示赞成息争，同意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唯附有条件：一是蒋介石下野；二是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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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香港，与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商谈。蒋介石提出三项原则：一，如粤方自忖能负应付国难责任，则全体来京，改组政府，南京同仁无不相让；二，如粤方自忖不能担此重责，则广东政府应即撤销，粤中同志应即来京，共赴国难；三，如粤方意在合作，则南京尤为欢迎，即请同志联袂来京，面商参加政府办法。[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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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商定：一，蒋介石下野，粤方取消广州政府；二，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备组织，俾粤方代表安心来京商议统一政府办法。南京方面按照粤方要求，任命原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兼代淞沪警备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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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蒋介石释放胡汉民。10月22日～11月7日，宁粤双方代表于上海召开“和平会议”。[66]会议最后达成协议：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以建立统一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统一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建立后，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即宣布取消。至于党统问题，蒋介石提议将一、二、三届中委冶于一炉，组成第四届中委，粤方同意。第四届中央委员名额定为160人，除前三届中委均为第四届中委外，另由宁、粤两方各新选24人，并互相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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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四大”于11月12～23日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24名中委顺利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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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四大”于11月18日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大致分为陈济棠的粤派，李宗仁的桂派，胡汉民的胡派，孙科的孙派，汪精卫的汪派以及西山会议派。大会于11月2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后，即决定休会。休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粤方内部对上海和平会议的决议存有不同看法，胡派代表主张否决，汪派和孙派代表倾向于接受。结果，汪派和孙派代表愤而退席。汪派代表160余人在汪精卫的电召下转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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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派代表抵沪后，于12月3日在上海大世界游戏场，另行召开“四大”。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实际只开了一场选举大会，选出10名中委。[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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