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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23年，孙中山三度在广东成立革命政府。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国民党也带有浓厚的广东地域色彩。孙中山晚年所重用的干部，如胡汉民、陈炯明、许崇智、朱执信、廖仲恺、汪精卫等，均是广东人。1926年北伐以前，国民党有效控制的地区局限于广东。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大部依赖广东一省。在国民党内，广东人常自许为革命牺牲最多，贡献最大，革命的正统意识亦最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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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去世后，同隶粤籍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均有可能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但也因此相互难容，导致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逐，汪精卫被迫出走海外。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从此转入浙江派之手。广州一度盛传“浙江人排挤广东人”的说法。广州街头甚至出现反对浙江系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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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数年间，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粤籍委员受到排挤。汪氏个人更处于颠沛流离状态。唯有胡汉民维持与蒋介石合作的局面。国民党内一向富有正统意识的粤人，早有不平之感。故当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的消息传出后，粤籍国民党人迅速集结起来，共同对抗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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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文官长古应芬、铁道部部长孙科、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南京市市长刘纪文等相继托故离开南京，潜行入粤，或避往上海租界。古应芬旋即联络陈济棠、邓泽如、萧佛成等人在广东组织“策划机关”，研究救胡及组织“西南政府”方案。据闻古应芬借以号召粤人的，即为“浙江人太欺侮我们广东人”一语。时论评曰：“两广人氏之同乡观念，较之任何省籍人氏为深，古氏能烛其微，为此恰到好处之语，故能一拍即合”；“古语一出，遂如响斯应，汹汹然莫能遏止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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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身份联名发表通电，弹劾蒋介石“违法叛党”。5月3日，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所部将领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亦表示愿意捐弃前嫌，与广东联合反蒋。汪精卫、唐生智、陈友仁、许崇智、邹鲁等原与蒋介石积不相容的人，皆乘机活动。汪氏尤其屡屡于报端公开发表通电与谈话，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相号召。伍朝枢（时任驻美公使）等极力反对联汪反蒋。但邓泽如、邹鲁等力主联合汪派，以壮声势。一向与汪氏不共戴天的胡汉民，此时亦传言孙科、古应芬，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63]胡、汪两派遂在共同反蒋的目标下暂时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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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等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于48小时内下野。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简称“非常会议”）。这次会议如同之前北平的扩大会议，亦宣布成立“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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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常会议”为名，乃为了避免扩大会议时之党统争议。既称“非常”，则意味着超越现有党政体制和法理，如同民国初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时所召开之“非常国会”。“非常会议”规定，凡是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只要愿意反蒋，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推举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5人为“非常会议”常务委员，推举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均是清一色的广东人。此次反蒋阵营集结了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不过声势已不及去年扩大会议，除两广外，外省人应者寥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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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南京召开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蒋介石亦不甘示弱，于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对方为“粤逆”，表示要“削平叛乱，完成统一”。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正当宁粤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国难当头，面对全国人民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声，双方不得不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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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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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五 “四大”的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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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次日，李石曾、张继、吴铁城联名致电广州，建议停止敌对，一致救国。20日，南京中央亦致电广州，主张抛弃一切意见，团结御侮。粤方复电表示赞成息争，同意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唯附有条件：一是蒋介石下野；二是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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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香港，与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商谈。蒋介石提出三项原则：一，如粤方自忖能负应付国难责任，则全体来京，改组政府，南京同仁无不相让；二，如粤方自忖不能担此重责，则广东政府应即撤销，粤中同志应即来京，共赴国难；三，如粤方意在合作，则南京尤为欢迎，即请同志联袂来京，面商参加政府办法。[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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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商定：一，蒋介石下野，粤方取消广州政府；二，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备组织，俾粤方代表安心来京商议统一政府办法。南京方面按照粤方要求，任命原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兼代淞沪警备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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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蒋介石释放胡汉民。10月22日～11月7日，宁粤双方代表于上海召开“和平会议”。[66]会议最后达成协议：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以建立统一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统一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建立后，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即宣布取消。至于党统问题，蒋介石提议将一、二、三届中委冶于一炉，组成第四届中委，粤方同意。第四届中央委员名额定为160人，除前三届中委均为第四届中委外，另由宁、粤两方各新选24人，并互相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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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四大”于11月12～23日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24名中委顺利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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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四大”于11月18日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大致分为陈济棠的粤派，李宗仁的桂派，胡汉民的胡派，孙科的孙派，汪精卫的汪派以及西山会议派。大会于11月2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后，即决定休会。休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粤方内部对上海和平会议的决议存有不同看法，胡派代表主张否决，汪派和孙派代表倾向于接受。结果，汪派和孙派代表愤而退席。汪派代表160余人在汪精卫的电召下转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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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派代表抵沪后，于12月3日在上海大世界游戏场，另行召开“四大”。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实际只开了一场选举大会，选出10名中委。[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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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派和孙派代表退席后，广州“四大”继续召开，仍选出24名中委。[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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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国民党四全大会实际一分为三，南京大会奉蒋介石为领袖，上海大会奉汪精卫为领袖，广州大会则奉胡汉民为领袖。汪派主张履行上海和平会议的协议，预示着汪、蒋日后之合作。而胡派则坚持非蒋介石先行下野，粤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不撤销，粤方中委亦不北上，且由胡汉民领衔发表促蒋介石下野通电。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宣布第二次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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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野后，宁粤沪各地中委相继赴京。12月22～29日，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汪精卫、胡汉民均借故没有与会。沪“四大”选出的10名中委，粤方不愿承认，而宁方为拉拢汪，而倾向承认。于是全会决定再增加18人。当时人戏称这些增补委员为“恩科中委”。[69]第四届中委合计为178人。与前三届相比，中委人数大为扩充，沦为“中央执行委员愈多，则党的纠纷愈增加；党的纠纷愈增加，则中央执行委员愈多”的恶性循环局面。[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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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四届一中全会是三方“四大”分别召开之后的整合会议，故其重要性相当于一次全代会。这次全会之召开，至少在形式上达成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结束了长达五六年的党统分裂和纷争局面。会议对中央政制做了较大调整，试图限制个人权力的过分集中。如党务方面，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9人，不设主席，采取集体领导制；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3人，开会时轮流做主席；政治方面，采取虚位元首制，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五院院长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独立行使职权，各自对中执会负责；行政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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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3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自胡汉民被软禁后，孙科渐成为粤籍国民党人众望所归的人物，故一致主张新政府由孙科组阁。1932年元旦，林森、孙科等宣誓就职，完成政府改组。新组成的行政院各部会首长以粤籍居多。在内阁12名部会首长中，有7名阁员为粤人，若加上行政院正副院长，则内阁14名成员中，粤人占9席。[71]以至于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浙江帮与广东帮的斗争”。[72]另一方面，广州方面在通电宣布取消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后，又另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会。这意味着广东在党、政、军三方面仍维持着半独立的姿态，也说明粤方于进退之间，仍然有所保留，进则握掌中枢，退则踞守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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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观之，这次全代会召开以迄政府改组，粤方似占上风，宁方有所退让。但蒋介石此次下野，大不同于前次。在其第一次复出后的三年间，蒋蓄积了深厚的实力基础，且此次下野前，已做好充分的部署，如重组苏、浙、赣、甘四省人事，以其亲信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分别担任四省政府主席等。孙科内阁成立后，首先面临财政困境。宋子文在财政方面故意与新内阁为难，各省纷纷截留国税，江浙驻军又趁机索饷，外有日军进逼锦州，外交一筹莫展。在内外交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孙科只好电邀蒋介石重返南京主持大计。1932年1月25日，孙科辞职。蒋介石重掌大权，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应蒋介石之邀出任行政院院长，从而形成蒋汪合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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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以后，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等政治派系几乎偃旗息鼓。地方实力派中一部分或归附南京，或发生分化；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反蒋势力则仍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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