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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既将举行，而各地党（代表）一时云集，即山东一地到者且数十。考其故，非自己运动中委，即为他人作嫁衣裳者，于是南京之饭馆、旅馆、汽车行，大为利市，尤以各省负军政责任之长官，多辇巨金，大肆活动，于是有利用电影明星者，有利用舞女者，有利用金钱者，丑态毕现，秽德彰闻，负国家大任之代表大会与猪仔议员相去几何！我人革命所为何来，今竟至此，痛哭无泪。余真欲绝然舍去此种无谓之生活而远避之矣。[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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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照顾党内各方利益，蒋介石将中委名额增至240人。中委产生办法，西南方面要求授权主席团直接圈定80名中委，以确保西南方面的中委名额。蒋为了团结粤方，亦表示同意。不料二陈指使其CC系代表邵华、吴开先等坚决反对。“五大”前后，CC系势力正如日中天。大会代表中CC系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故极力要求自由选举。双方互不相让，孙科愤而辞去主席团职务。大会最后决定将中委名额增至260人，先由主席团介绍80人为候选人，再由每5名代表推举1人为候选人，连同原任中委者为当然候选人，共计约360名候选人。然后由大会代表从中选出208名中委，再由主席团从中指定52名中委。[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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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届中委选举，二陈具有相当之左右力量。新一届260名中央委员中，CC系分据了50多席，为其他派系望尘莫及。CC系一举成为党内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集团。二陈兄弟势力达至鼎盛。据亲身参与“五大”选举计票的王子壮称，中委选举结果出来后，陈立夫所得票数竟与蒋介石齐。心滋不快的蒋介石乃以红铅笔将陈立夫、陈果夫名勾下若干名，并不准公布票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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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中委中，汪精卫一派所获甚微。而孙科因迭次向蒋要挟，其属下反有十余人当选。王子壮认为，“汪之因公被刺而竟遭此苛遇，是蒋之遇人殊欠圆满。说者谓外交紧急已达蒋个人独立对外之时，无庸汪来撑持其间”。或以为蒋为联合粤方，不得不出此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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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的另一冲突焦点，为宁方代表主张增设党的总裁，遭到汪派与粤方代表的强烈反对。为维护大局计，蒋介石只好提议这次大会不修改党章。[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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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之后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中常会和中政会均设主席、副主席，中常会以胡汉民为主席，中政会以汪精卫为主席，蒋介石则兼两会副主席。蒋在日记中写道：“推胡为常委会主席，汪为政会主席，而以余自兼两副主席，以为本党复合之张本，在他人视之必以余降尊就屈，委曲其全为大难，而此实为应势顺时一定不易之常理。非此不能救国，更无以妥内。”[98]对于蒋的“降尊就屈”，王子壮评曰：“胡、汪虽居高位而无实权，实际之责任则集政、党、军之责任于蒋先生一人之身矣。盖如此，即网罗汪、胡之群众，而使其本人渐远，崇其名位以待将来。”稍后，王又注意到“汪、胡两系由近况观之，殆均不能（参）与中央政权”。[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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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辞行政院院长后，由蒋介石自兼。新的行政院各部部长人选，内政蒋作宾，外交张群，交通顾孟余，实业吴鼎昌，铁道张嘉璈，教育王世杰，财政孔祥熙，军政何应钦等。王子壮对这一名单发表感想说：“吾人读毕，颇致其疑讶者，即蒋先生所组织，为混合的亲日的政府也。如政学系之张群，以亲日而畀以外交，尤为显然。”吴鼎昌留日出身，与日本颇有渊源。张嘉璈亦倾向日本。王子壮推测，此次内阁部长名单，疑为政学系杨永泰所策划。蒋之前提，在目前无论如何要安定华北，免与日本一拼，故亲日派见重于蒋。王子壮还透露，政府改组前，二陈兄弟均觊觎部长职位（果夫欲长内政，立夫欲长教育）。自部长人选宣布后，二陈大为失望。陈立夫以此愤而离京索居长达半年之久。王子壮揣测蒋介石的用意是，CC系主党，政学系主政，党政之间可收互相牵制之效。[100]蒋向不愿其属下某派势力有过度之膨胀。数年来，二陈在党内之地位日隆，蒋不得不稍加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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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大会结束后，国民党中央将胡汉民当选中常会主席的消息电告远在欧洲的胡氏，促其归国。蒋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给胡寄去四万元。胡氏于1936年1月5日自欧返国。与此同时，汪精卫悄然远走欧洲。此一情景预示着蒋、汪、胡三角关系又将出现新一轮组合。未料胡汉民回国不久即病逝。政治权力的格局自然又因胡的逝世而调整。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顺利登上了总裁的宝座。[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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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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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2005，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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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新华：《廖仲恺与胡汉民》，《现代史料》第2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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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国焘：《我的回忆》（二），东方出版社，1991，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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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介石致孙中山函》（1924年10月9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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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自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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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伯矢：《胡汉民政治生涯之一页》，杨新华：《廖仲恺与胡汉民》，均见《现代史料》第2集，第151～163页；陈公博：《苦笑录》，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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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维初：《国民革命时期的西山会议派》，吴祖明主编《中国大革命与亚洲》，档案出版社，1997，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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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伯矢：《胡汉民政治生涯之一页》，《现代史料》第2集，第154～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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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台湾学术界对胡汉民与廖案涉嫌，多倾向于认为胡汉民无辜，胡廖“感情素笃”，强调汪精卫借机排除异己。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91页；林玲玲：《廖仲恺与广东革命政府（1911～1925）》，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第417～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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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25年8月20日），《中政会档》，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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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93、195～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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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邵元冲日记》，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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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汪精卫致李石曾吴稚晖电》（日期不详）、《陈璧君致吴稚晖函》（1925年8月16日、12月14日），《吴稚晖档》，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稚11443、稚7645、稚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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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查蒋介石日记，蒋在驱逐许崇智之前，确与汪精卫有过商议，见蒋介石1925年9月17～20日日记。另据1925年9月20日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蒋驱许一事，正式经政治委员会讨论并形成决议。汪身为主席显然参与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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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邵元冲日记》，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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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李国祁《邹鲁与西山会议》，《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第208～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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