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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概略》，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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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韦慕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台北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卷，1981；张国焘：《我的回忆》（二），第84、88页；杨幼炯：《中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1937，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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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参见韦慕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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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1926年2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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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4，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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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上海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刊》第2号，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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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张国焘：《我的回忆》（二），第8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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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有关中山舰事件的研究，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杨奎松《走向“三二〇”之路》，《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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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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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32～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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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56～7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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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粤派委员”中，汪精卫、陈公博、陈树人、何香凝为粤籍。顾孟余原籍浙江，出生于河北；甘乃光出生于广西；王乐平籍隶山东；王法勤、潘云超籍隶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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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何甫：《三中全会前之国民党各派系》，《现代史料》第2集，第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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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4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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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陈公博：《寒风集》，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第（甲）279～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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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此项统计数据出自易正义《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转引自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第29页。另据当时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公布的数字，出席代表356人，直接选举产生者89人，选后圈定者116人，两项合为205人，占总人数的57.5%；由中央指定者151人，占总人数的42.5%。见《中央周报》第41期，192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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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陈公博：《苦笑录》，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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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王克文：《陈公博与国民党改组派》，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4期，199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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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第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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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国民党“三大”通过的有关决议案称：“总理遗教，不特已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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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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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陈进金：《另一个中央：一九三〇年的扩大会议》，《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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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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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蒋介石日记，193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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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13期、第18期，1930年3月28日～4月3日、5月2日～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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