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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商人，在中国商界的地位，总算重要，然而除去应付政府的筹款之外，果然能够得到政府的什么利益？（少数商人受南京要人提拔而升官发财者，不能算数，因为这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商界全体的利益）其余各地的——广东、武汉、北方各省的——商人，所受的层层压迫与剥削，更是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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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大多数商业资产阶级看来，国民党并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所感受到的只是来自政府的压迫和榨取。美国学者小科布尔在考察江浙财阀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后，认为上海资本家和南京政府密切联合的论断必须加以否定。南京政府和资本家虽然都反对社会革命，但他们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和敌对的关系。小科布尔认为，南京政府所关心的是财政收入，而不是资本家的利益或经济的发展。南京政府并不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家也不能在政府决策上发挥重大的政治影响。[84]小科布尔主要以上海银行家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为考察对象，认为双方冲突的根源主要在于后者对前者无穷无尽的财政要索。“钱是双方关系紧张的最大原因。”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情形观之，资本家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后者对前者的控制和约束，以及后者对前者利益表达的漠视，亦是资本家对国民党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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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认为，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矛盾主要存在于南京政权初期，到20年代末即基本趋于一致了。[85]实际上，国民党政权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只不过在南京政权建立初期表现得较为显著和外在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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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其一切主义、政纲无不反映工人、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工人、农民自然也强烈认同于共产党。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舍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自然也失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但并未因此换来地主和资本家的衷心支持。其结果，国民党政权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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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国焘：《我的回忆》（二），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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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国焘：《我的回忆》（二），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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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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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共合作清党运动及工农运动文钞》，日本东洋文库缩微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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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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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自林代昭主编《中国近现代人事制度》，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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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易劳逸：《流产的革命》，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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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省党部宣传部昨发表清党二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日报》192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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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贡华自述被捕的经过》，《中央日报》1928的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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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央最近处分党员案》，《中央日报》1929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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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苏省党务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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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广州市党务总报告》、《广东省党务总报告》，见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25日、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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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编印《总登记报告书》，1928，文书类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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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长沙市之党员统计》，《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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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报告第2类第2号——党员统计（省市部分）》，出版地不详，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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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四川旅京党员对于川省党政的意见》、《四川党政情形》，均见《中央日报》1928年3月2日；谢作民：《四川的现状》，《中央党务月刊》第85期，193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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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总报告》第3编第3章，铅印本，出版时、地不详，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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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何民魂：《痛念与自惕》，《中央日报》1928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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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洪瑞坚：《浙江之二五减租》，正中书局，1936，第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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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江苏省党务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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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蒋介石：《关于党务的提案》，《中央日报》192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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