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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总裁手令寒侍渝电：饬以党政力量尽力推行鄂西土地陈报》，湖北省政府编印《湖北省抗战期中民生主义土地政策之实施》第1辑，1943，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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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参见饶东辉《南京国民政府劳动立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未刊），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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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革命文献》第22辑，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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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张言如：《调和劳资冲突的研究》，《大公报》1928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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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劳资双方意见，参见国民会议实录编辑委员会编印《国民会议实录》正编，“提案”（上），1931；王莹：《各地修改工厂法意见》，《劳工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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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胡汉民：《工厂法该展缓施行吗》，《革命文献》第23辑，第607～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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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各省商联会对内对外宣言》、《各省商联会请订劳工法》，见《申报》1927年12月31日、192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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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审查中之劳资仲裁条例》、《各省商联会对劳资条例意见》、《商联会请修正劳资仲裁条例》，见《申报》1928年3月2～4日、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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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劳资协调的利益》，《大公报》1930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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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马超俊：《华北视察述要》，《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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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蔡静仪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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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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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六章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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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权与资本家的关系，一直是国民党史研究中一个令人关注的课题。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界的相关讨论一度聚成热点。大体而言，国内学者较多地强调两者之间利益的一致与调和，而域外研究则更关注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结论的分歧，意味着该问题有其复杂性，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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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章主要从劳动立法的制度层面探讨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的关系。本章拟从一例劳资纠纷个案入手，试图从一个具体事件的动态演变过程中，较为细致地展示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面相，从中揭示某些在静态的制度分析中所难以见到的更为微妙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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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劳资纠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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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要分析的个案，是上海一家名为“三友实业社”的民族资本企业在1932～1933年间发生的一起劳资纠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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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期，三友实业社是上海一家著名的棉织民族企业。它创立于民国元年，创建人是一名蜡烛店学徒和两名烟纸店的伙友。三人集资数百元，以经营棉线烛芯起家。“三友”即由此而得名。其后三友趁五四时期国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之机，扩大经营，应时崛起，尤以创制三角牌毛巾享誉国内。[2]20年代末30年代初，三友实业社正逢事业鼎盛时期，每年盈余数十万元，成为当时上海数十家国人自营棉织厂中首屈一指的企业。[3]随着三友事业的蒸蒸日上，其工人队伍和工人组织亦发展壮大。据称该厂的工会组织是当时上海“最健全”的三个工会组织之一。[4]1929年，三友实业社在上海总厂之外，又设分厂于杭州。沪厂工人1300余名，杭厂工人5000余名。[5]在当时国内同类民族企业中，其工人数量位居前列。三友实业社老板虽为学徒、伙友出身，但深知企业的发展仰赖知识人才，故该厂在招收工人时，吸纳了一批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这批知识青年既具有相当的业务能力，又易于接受新事物。三友实业社初期的蓬勃发展，此为一大动力。另一方面，是辈知识青年富有正义感，也易受新思想的感染，敢作敢为，一见不合理现象，辄易起反感，不肯苟从。该厂日后劳资关系紧张，此又是一大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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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实业社总厂引翔港厂坐落于上海黄兴路上。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就是从该厂启衅的。日军以该厂工人与数名日僧发生冲突为借口，寻衅挑起事变。事变一起，该厂首当其冲。厂址被日军占领。厂方被迫停工，1300多名工人亦离厂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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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按理，三友实业社在停战后当迅速复厂开工，以挽回战争期间的损失。但三友社资方不仅无意复厂，反拟将沪厂机器转移至杭州分厂。三友社资方主要出于下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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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上海的经营环境不如杭州。上海既易受战争冲击，工运工潮又较外地汹涌，而外地劳力成本较上海低廉，故三友社在战前即已着意经营杭州分厂，并力谋其发展，而对沪上总厂仅维持原状，并拟收缩。三友社的经营重心实际在沪战前即已转移至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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