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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胡汉民：《工厂法该展缓施行吗》，《革命文献》第23辑，第607～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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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各省商联会对内对外宣言》、《各省商联会请订劳工法》，见《申报》1927年12月31日、192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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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审查中之劳资仲裁条例》、《各省商联会对劳资条例意见》、《商联会请修正劳资仲裁条例》，见《申报》1928年3月2～4日、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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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劳资协调的利益》，《大公报》1930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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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马超俊：《华北视察述要》，《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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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蔡静仪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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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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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六章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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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权与资本家的关系，一直是国民党史研究中一个令人关注的课题。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界的相关讨论一度聚成热点。大体而言，国内学者较多地强调两者之间利益的一致与调和，而域外研究则更关注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结论的分歧，意味着该问题有其复杂性，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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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章主要从劳动立法的制度层面探讨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的关系。本章拟从一例劳资纠纷个案入手，试图从一个具体事件的动态演变过程中，较为细致地展示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面相，从中揭示某些在静态的制度分析中所难以见到的更为微妙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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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劳资纠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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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要分析的个案，是上海一家名为“三友实业社”的民族资本企业在1932～1933年间发生的一起劳资纠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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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期，三友实业社是上海一家著名的棉织民族企业。它创立于民国元年，创建人是一名蜡烛店学徒和两名烟纸店的伙友。三人集资数百元，以经营棉线烛芯起家。“三友”即由此而得名。其后三友趁五四时期国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之机，扩大经营，应时崛起，尤以创制三角牌毛巾享誉国内。[2]20年代末30年代初，三友实业社正逢事业鼎盛时期，每年盈余数十万元，成为当时上海数十家国人自营棉织厂中首屈一指的企业。[3]随着三友事业的蒸蒸日上，其工人队伍和工人组织亦发展壮大。据称该厂的工会组织是当时上海“最健全”的三个工会组织之一。[4]1929年，三友实业社在上海总厂之外，又设分厂于杭州。沪厂工人1300余名，杭厂工人5000余名。[5]在当时国内同类民族企业中，其工人数量位居前列。三友实业社老板虽为学徒、伙友出身，但深知企业的发展仰赖知识人才，故该厂在招收工人时，吸纳了一批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这批知识青年既具有相当的业务能力，又易于接受新事物。三友实业社初期的蓬勃发展，此为一大动力。另一方面，是辈知识青年富有正义感，也易受新思想的感染，敢作敢为，一见不合理现象，辄易起反感，不肯苟从。该厂日后劳资关系紧张，此又是一大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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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实业社总厂引翔港厂坐落于上海黄兴路上。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就是从该厂启衅的。日军以该厂工人与数名日僧发生冲突为借口，寻衅挑起事变。事变一起，该厂首当其冲。厂址被日军占领。厂方被迫停工，1300多名工人亦离厂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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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按理，三友实业社在停战后当迅速复厂开工，以挽回战争期间的损失。但三友社资方不仅无意复厂，反拟将沪厂机器转移至杭州分厂。三友社资方主要出于下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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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上海的经营环境不如杭州。上海既易受战争冲击，工运工潮又较外地汹涌，而外地劳力成本较上海低廉，故三友社在战前即已着意经营杭州分厂，并力谋其发展，而对沪上总厂仅维持原状，并拟收缩。三友社的经营重心实际在沪战前即已转移至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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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沪厂建厂已有20余年，工人大多年久薪高，如停闭沪厂，迁往杭州，即可排除年久薪高工人而改用廉价新工；另一方面，沪厂工会组织健全，工人不易驾驭，有意趁沪战停工机会将千余工人全体解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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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社资方的如意算盘为工人察悉。该厂工会[7]组织工人请愿团，多次要求资方复工，资方坚拒。沪战期间，该厂大约有140余人因无家可归，滞留沪上。战事停息后，该厂外地工人陆续返沪，人数达700人以上。由于工厂久延不复，工人生活顿失所依，多次请求资方酌给津贴，均遭拒绝。在此期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曾多次劝导资方，并训令资方“体恤工艰，酌予救济”，资方亦不予理睬。工人迫而回厂居住，并守护机器，阻止资方将机器拆运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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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9日，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召集劳资双方进行调解。劳方提出，厂方应从速开工，并在未开工前，供给工人食宿。资方则以战后存货过多、资金周转不灵、厂房机器损坏过甚等为由，坚不开工，并陈述在沪变初起时，公司即已发清工人工资并遣散，认为双方雇佣关系已经解除。伙食津贴亦无从谈起。由于资方毫无诚意，调解未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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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未成，工人只好再向上海地方当局请愿，要求上海市政府严令资方从速开工，并派人彻查三友厂历年营业状况。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一面派会计师到三友社查账，一面劝导资方在纠纷未依法解决以前，暂时维持工人临时生活。6月29日，上海市政府批示，认为三友社资方在沪战时既未正式宣告歇业，对工人亦未依法履行解雇手续，自应赶速开工。但同时又认为该公司呈报亏负甚巨，一时不能恢复全部工作，亦属实在情形，为兼顾劳资双方计，姑准由该公司就目前情形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恢复一部分工人的工作，其余工人由公司送杭州分厂暂时安置。若杭州分厂容纳有限，剩余工人应依法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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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市政府的批示，劳资双方均不满意。资方认为，沪厂惨遭日军蹂躏，创负甚深，即使局部开工亦无希望；杭厂方面因市况呆滞，现有工人工作尚难确保，无法安插沪厂工人。劳方则认为，三友实业社历年盈余殊为可观，而沪战中损失实属甚微，况且杭州分厂照常不辍，以总厂盈余开杭州分厂，而将总厂工人弃而不顾，揆诸法理人情，均有未合，市政府未加详察，即草率批示，所谓局部开工，不啻予资方以解雇大部分工人之便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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