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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开常会，以讨论廖仲恺先生迁葬事，费时甚久。其中更有无谓之言论。楚伧先生为主席，即席仿唐诗两句以示余。其词曰：“可怜朝起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谓慨乎言之。余有此感也久矣。今知叶先生亦具同感。今日之党务，已趋末路，无计划，无作法，入党者以此为干禄之捷径，负责者已无当年革命之勇气，敷衍塞责者虚应故事，益党内派别林立（事实上独揽大权者，以蒋先生信任立夫之故，乃由立夫主持大部。而内部又分为数派。汪先生之改组派一部虽不直接参与斗争，而亦时有小龃龉。海外党务亦有所谓萧吉珊派与非萧派如谢作民、周启刚等。此外尚有孙哲生、于右任，虽有数人，然大抵属于拥蒋者），勾心斗角，更有何力量以对外作民众工作，于是一般人对党无味矣。常会中人到甚少，此“虚前席”之意也。然则每次常会所讨论何事？除开除党籍，介绍入党，党部改选诸照例之事外，即关于死人事，如陈少白、范鸿仙、石青阳、廖仲恺……不曰给治丧费，即决定公葬，即函国府明令褒扬。诸如此类，闻之生厌。盖即足以显示党已无生气，日惟与死人办理善后而已，可叹孰甚！国事危急如此，民生疾苦如彼，而负全国责任之党却如此安闲，实趋末路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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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中常会所讨论的，主要是一些琐碎的例行“党事”，诸如地方党部人事改选任免，介绍、开除党员以及褒扬和抚恤死难党员等。笔者检阅中常会的历次会议记录，[32]亦深感“无甚要案”。原以为堂堂执政党的最高决策会议，所讨论者均为党国大事，谁知检阅之后，大为失望。身为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由于中常会平日“无甚要案”，每逢全代会召开时，即感“缺乏成绩”可以向大会报告，在起草报告时只好铺张其词，勉力为之。王为此而感惭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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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17日王子壮日记还有这样一段话：“（中央）党部方面之负责者，除叶（楚伧）先生外，直然无人，故一切事集中于一身。余如蒋之主席，事实上不能分身来主持党务，至常务委员会多为老先生，除开会外，亦均不到党部，事实上并不能负若何之责任也。”[34]蒋介石将中常会事务畀予“老先生”，而“老先生”们并不认真负责，这一现象颇能说明中常会之无足轻重。否则蒋不会不管，而“老先生”们也不会不认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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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27日王子壮又在日记中感叹：“余常想，吾党本已失去领导民众作社会先导之本旨，而中央党部之所以有相当之价值者，在政治上可以调和各方，如假全体会议以使各方团集一党是也。此时宜有叶（楚伧）先生策应其间，以蒋先生之意旨而折冲各方，庶有相当之成就。”[35]在王子壮看来，中常会主导下之中央党部，其实际存在价值，不过是一个在政治上可以调和各方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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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党权日降，一些兼任政府职务的中央委员乃将重心转向政界。当时有人指出，一些中央常委兼任政府职务后，重政轻党，甚至视党部为弁髦，对中央党部的事务，仅每周开会一二次，大部分时间待在兼职的政府衙门办公，“对党部事务形同隔靴，对于党部同志视同陌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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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党员常说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这完全是个空话。党的中常会从来很少讨论到政策问题，党对党员从政干部从来就没有约束的力量，无组织、无纪律，使得党丧失了一切力量。中全会和代表大会是有政策性的讨论和决定的，但皆类成具文，一到行政院，相应置之不理，所谓‘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能’，最后更变成‘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党只剩下一块招牌，名存而实亡了。”“至二十七年总裁制确立以后，党之民主空气，益见消沉，一切惟总裁是赖。而总裁又集万几于一身，对党之最高权力会议——中央常会，恒不能亲临主持，致失以党治国之领导权威，直等事务会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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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6 国民党历届中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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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6 国民党历届中常委-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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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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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党政人事而论，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角色的高度重叠，固可说明党内精英对政治资源的垄断程度和以党代政的情形。但同时又不免使人质疑，精英们的权势资源到底是主要来自党，还是主要依存于军政？这个问题确实复杂难辨。如人们常举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因蒋介石与林森的前后出任而有数度虚实之变，以此来说明国民党“法无定规，权从人转”的情形。不过，这种“法无定规，权从人转”的情形，属蒋介石专例，非普遍情形。依国民党法理，“党权高于一切”，“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党内职务应是精英们的主要权势凭借。然而实际情形似不尽然。如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委的赖琏（字景瑚，1900～1983）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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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选中委以后，很久没有实际工作。我除以中委资格参加中央党部纪念周和几个不重要的会议外，并不能过问政府内政和外交的决策；连比较重要一些的政治消息，我也只能依靠每天必看的报纸。当时飞黄腾达的中委固多，而像我那样无事可做的中委亦不少……我立刻发现一个人如无特殊的奥援，一切政治上的大门都是对他关闭的。站在政治的边缘，而摸不着政治的头脑，甚至找不着一个和他志趣适合的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的虐待……（抗战爆发后）我万想不到我一到重庆，又恢复了“闲散”中委的地位。我住在青年会的宿舍，除每星期一参加中央纪念周外，成天和几个失业的知识分子游荡街头，或在小饭馆里谈天说地。有些青年以为我乃有权威的中委，对我大发牢骚，说他们“救国有心，请缨无路”，希望我能帮助他们做一点对抗战有益的工作。我如哑子吃黄连，只好一边安慰他们，一边暗自叫一声“惭愧”……（抗战胜利后，当选为中央常委）我当时愚蠢而又幼稚的思维，以为我们做了中央常委，便已达到党部组织的最高峰，应该可以凭借中央政治会议和国防最高会议那些机构，实现我们改革党政，消除赤祸，建设现代国家的理想……我们力竭声嘶的空嚷一阵，还是进步毫无，一筹莫展。最后总裁还在庐山召集我们谈话，严厉的训斥了我们一顿……我乃下决心从此不再过问党事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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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国民党党章，中央委员理应是党的最高权力精英。然而赖琏所描述的，却是一个徒有虚名的闲职。当一人身兼党政军数职时，难以辨明各自的权势凭借。一旦将党政军角色剥离开来，便发现在法理上高于一切的党权，若无其他军政实职相依托，便难免落空。原来党权并非真正高于一切，而是附冀于政权和军权之上。像赖琏那样，虽然位极中委、中常委，却因无其他军政兼职，结果沦为一个处于政治边缘、摸不着政治头脑的无权无势甚至无业的高等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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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在晚年回忆录中解释那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大多兼职，是因为薪水太低的缘故。他说，当时一个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常务委员的月薪只有300元，而一个政府部长月薪高达600～800元。[39]薪水高低无疑是竞相兼职的一个因素，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党权的日趋虚化。北伐前后，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实肩负着最高政治权力机构的职能。但自30年代以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逐渐沦为替蒋介石军事独裁提供合法性依据的一枚橡皮图章。按国民党总章，全代会最初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后修改为两年举行一次。而1927～1937年10年间，全代会实际只开过3次。随着蒋介石个人权威的日益强化，全代会召开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其实际地位也愈益无足轻重。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委人数逐届倍增。1924年国民党“一大”选举中央执监委员（含候补）51人，1926年“二大”和1929年“三大”增至80人，1931年“四大”猛增至178人，1935年“五大”更增至260人（参见表7-7）。中委人数增加的同时，中委的地位则日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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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五大”以前，中央委员可自由出席或列席中政会和中常会。“五大”以后，由于中委人数大增，中政会和中常会的决议容易泄密，乃改变所有中委为中政会当然委员的做法，从中委中选举19～25人为中政会委员；并规定出席中常会者，只限于常务委员及政府各部负责人员，一般中央委员不许列席。[40]这一改变乃断绝了一批像赖琏这样的“小中委”与闻机要的机会。正如王子壮在日记（1940年11月25日）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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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常会或国防会决定改于星期一上午举行后，所谓中央委员谈话会已停止数月。一般不能与闻机要之中委，对此渴望甚殷，以位居中枢，而国家要政，竟为丝毫不知，除新闻外，人如询及中央政情，亦为瞠目，似非所以待中央同人之道。汪（精卫）在时，之所以于纪念周后举行中委谈话会，意在报告消息，宣达意见，因若干小中委既不使其出席中央各种会议，并重要消息亦勒而不与，所以若干人并纪念周亦不感兴味，以专听演讲，无所裨益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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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王子壮日记又记曰：“党务组之中央委员因不能参加中央任何会议，极多怨言。”[42]“所谓‘民主’，党内且不能实行，中央委员之在重庆者，尚要求参与常会及国防会而不可得。再进一步，所谓重大议案，并不决之于各种中枢会议，均由蒋先生左右之干部上签呈决定，如吴铁城、陈果夫、朱家骅、张群等，均系指定可上签呈者，经批定后报告会议而已。于是可知，对外虽表示日趋民主，对内则日益集权于一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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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壮所记，与赖琏的忆述正相印证。蒋介石的个人权威日益集中，而中央委员会的法理权威则被严重侵蚀。王称：“如经常主持党政之中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蒋先生多不出席，重要议案以及用人均已事前经总裁核定，两会不过完成法定之形式，实际上亦未有不照案通过者也。其次，若干中央委员不特不能参与机要，且亦无适当之工作机会，在抗战期间，实为人力之浪费。”[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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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被投置闲散，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党的法理权威日趋低落。1930年代中期以后，中委逐渐成为一个名誉性的职衔，除了在中央开会时喧嚣一阵外，并无实际职权。一些没有实职的闲散中委几乎尝不到权力的滋味，更不用说参与重大决策了。王子壮在日记中深有感慨地说：“本党今日之中央委员，其位虽隆而实际上名誉崇高而已，绝无任何权能，在政治上实为一赘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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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7 国民党历届中央委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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