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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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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重军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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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代会、中常会和中政会之所以逐渐变得无足轻重，人数太多只是一个表面因素，实则党权已为其他力量所侵夺。而侵夺党权的力量，不外军权与政权，其中主要是军权。对此，曾试图以党权与蒋介石军权相抗争的胡汉民，在抗争失败之余说过如下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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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中央党部会议，议决了甚么案。这案议决了，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思。”这时介石在前方，我听见立夫这么说，先站起身，组庵（谭延闿）向来最圆通，大概也忍不住了，慨然说：“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作准，又何必提出来？”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告诉立夫说：“其实甚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对任何事件，总说：“介石不知意思如何如何？”其实，既然有中央党部，有国民政府，有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又有各院部会，事有专司，何可以某一个的意思来掩盖各机关。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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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对党军关系作过如下描述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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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最重要的军事情况，才在每周的中央政治会议上由蒋先生以主席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身份提出报告……对蒋先生所报告的军事行动，政治会议都会支持。……军事在党之下，这只是手续。严格地说，党要控制军事是很困难的。中央政治会议下是没有机构掌理军事事务，虽然有一个军事委员会，但力量是有限的，因为主管的人没有权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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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权与军权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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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装，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革命党如何才能有效地驾驭武力而不为武力所反噬，孙中山曾有过刻骨铭心的教训。借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是孙中山联俄师俄的一大考量。国民党改组后，确曾有过一段“党权高于一切”的时光。孙中山在世时，一人控扼党政军之最高权力固不待言。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地位借黄埔“党军”之力潜滋暗长，不过在北伐之前，尚未对党权形成颉颃之势。自北伐开始后，军权随着北伐的迅猛推进而急速蹿升，并很快对国民党党权提出挑战并构成威胁。本来依苏俄最初的建议，国民党应准备5年、1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待党权充实健全，并与民权相结合，奠立一个十分稳固的政党组织基础之后，再出兵北伐。那时党权已稳，足以驾驭军权而不至为军权所挟制。但这一建议未为国民党中央采纳。1926年7月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开始北伐。军权借助北伐而日呈上升之势，最终形成蒋介石借“党军”坐大的格局。南昌与武汉“迁都之争”实即军权与党权之争，也是军权与党权的首次公开较量。“提高党权运动”随即应时而起。党权本是至高无上，既要提高，说明党权已受到军权的侵夺和挑战。当时武汉国民党中央实已感到党有不能指挥枪的危险。顾孟余在1927年2月24日国民党第76次中常会上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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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军队，已经生出危险的现象，好象有点各自为谋自由行动的样子……我们要想办法把各军都统一在党权之下，要各军完全服从党的命令和计划，那末各军才不致离开党……至现在各军的内容，不但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知道，就是国民政府也不能知道，甚至各军军长的姓名也不能晓得。这也是一个危险的现象。这都是完全因为军事机关离开了党的缘故。[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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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机关离开了党，党不能指挥枪，说明军权已膨胀，党权在低落。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一些国民党人的认知中，所谓军权与党权之争，等同于武人与文人之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际，当时尚站在武汉政权一方的宋子文，首先的反应就是觉得文人被武人制裁了。他亲口对一位来华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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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南京的军权与武汉的党权公开对峙。未久，宁汉合流，国民党党权与军权在形式上暂时达成统一，而潜在的对抗依然存在。此后直至30年代初期，党权与军权一直处于分裂、对抗和较量之中。其间国民党党统几度分裂。在中央，蒋介石挟军权控制中枢，与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互争正统。在地方，北伐完成后养成军人盘踞地方之势。蒋介石在南京，冯玉祥在开封，阎锡山在太原，李宗仁在武汉，李济深在广州，张学良在沈阳，形成各自的军事权力中心。党权、军权与政权呈现出四分五裂之象。但最终还是蒋介石以军权裹胁党权，建立了一个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独裁政权，形成如吴稚晖所称的“党亦交给武装同志，权亦交给武装同志，为张作霖由他，为凯末尔亦由他”的局面。[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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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过的《训政纲领》虽将党权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实际运作方面，北伐后形成的地方军权割据分治局面依然如故，而国民党中央党权则为蒋介石军权所控扼。胡汉民提议实施训政，原期以党权来抑制军权，以党治来取代军治；而其结果，军权仍然凌驾于党权之上；党治不过是军治的一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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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山事件”后，胡汉民愤激地申言：“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绝对的军权统治之现象也。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不在政府，而在于军事委员长，执政者请示领训，殆无虚日；国计之决，不在于党部，而在于庐山、南昌之会议。”[51]他还声明说，国民党1928年以来的训政“没有党治，只有军治”，“既然是军治，便非民治，更非党治。军治的帐不能写到党治的帐上来”。[52]而在蒋看来，最好连“训政”的招牌也不要，直接改为军事时期，由他一人独裁。蒋在日记中写道：“惟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支配而听命于余一人，则国始能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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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国民党党权与军权的较量和嬗递，可以约略分为三个阶段：1924～1926年为党权支配军政时期；1927～1931年为党权与军权颉颃时期；1931年以后则为军权控扼党政时期。蒋介石从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和侍从室成为主宰一切的“太上党部”和“太上政府”。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但这也并非如胡汉民所说的“没有党治，只有军治”，因为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形式上的党治。孙中山一手奠定的国民党党统为蒋介石的军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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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军权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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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党治与军治相为表里的体制，并非仅指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而是贯穿于中央至地方的一种政治体制。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有实力的武人中委和无实力的文人中委判然有别。如陈诚身兼中央和地方要职二三十个之多，权倾一方，不可一世。他在得意忘形之余，讥笑那些没有实职的文人中委为“闲散”中委。[54]齐锡生在考察战时国民党的性质后，曾下过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说在战时中国曾有过统治精英的话，那么，这些精英既不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也不是中央政府的部长们，而是那些拥有实权，实际上控制着军队、疆土、民众、市场和生产能力，以及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政府机构的军事将领们。”[55]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战时，也与战前的情形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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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国民党的党政双轨从中央一直铺设到县以下基层社会，如省有省党部和省政府，县有县党部和县政府，区有区党部和区署，似乎层层节制，党权和党治发挥到了极致，但实际上，大多数地方政权的主控者不是党人，而是军人。地方政权也是形式上的党治，实际上的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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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一级，省主席大权独揽，省党部无足轻重。而各省主席的人选则十之八九是武人。在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的22年间，各省主席的出身背景，文人占12.5%，武人占87.5%；各省主席主政年数，文人占9.6%，武人占90.4%（参见表7-8）。可以说，国民党执政时期，武人控扼地方权势资源的程度与北洋时代几无二致。以湖南为例，北洋时期，该省主政者先后计有7人，其中文人2人，武人5人；[56]而国民政府时期，该省主政者悉为武人。此处姑且不讨论文人主政与武人主政的优劣长短，仅就事实而言，国民党时代的省级政治仍然是武人当道的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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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权建立初期，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党务人员一度强烈反对由武人主持地方行政，但未能如愿。这些武人或为北洋军阀转化而来，或为北伐后新生之“武装同志”。前者不过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或在形式上履行一下“党化”手续而已。如东北宣布易帜后，张学良下令东三省全体文武官吏于1929年1月1日一律加入国民党。[57]国民党中央为笼络地方实力派，常畀以相当的职位加以羁縻。在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省区，省主席一职亦大多由“武装同志”出任。“文装同志”出掌者仅属例外（如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如果说，在国民党控制力较弱的边缘省区由地方实力派执掌是出于无奈的话，那么，在国民党控制力较强的核心省区亦由武人主政，则是蒋介石实践其军治理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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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8 省政府主席文武出身背景及主政年数统计（1928～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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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8 省政府主席文武出身背景及主政年数统计（1928～1949年）-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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