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5711
1703015712
其次，强调军队组织在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适性。蒋认为，“无论古今中外，要组织成一个健全的国家和社会，都是要全国军队化”。[60]他对军队化的含义做过如下解释：“就是以军队的组织，军队的纪律，军队的精神，和军队的行动和生活，使之普及于政治、经济、教育，以至于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战斗体，最后要做到民众即军队，军队即民众，生活即战斗，战斗即生活的目的。”在他看来，在一切社会组织中，只有军队组织最严密、最科学、最合理。他说：“现社会中组织之合理化，莫过于军队。军队的组织，完全是按照合理化的道理来做的，一切都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无论几万或几百万的军队，可以在一个命令之下，于几小时内全体动员。现在我们就是要求全国男女老少，都能够按照军队的精神组织起来，可以如同军队一样的迅速。有了如此最严密、最强大、最健全的组织，便可算是军事化了，便可做到全国总动员了。”[61]
1703015713
1703015714
蒋认为，军队组织的特质在于层层节制，系统分明，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他极力主张不仅要政治军事化、党军事化，而且要社会军事化。社会军事化，就是将社会上一盘散沙的民众用军事部勒的方式组织起来。
1703015715
1703015716
蒋介石对军权和军治的过分迷恋，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本来，孙中山1924年改组国民党的目的，是要将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革命党。蒋介石执掌政权后，动员民众完全被统制民众所取代。在蒋看来，动员就是统制。他说：“总动员最根本的重要前提，就是‘组织’”，“所谓组织的意义，就是加强统制”，“统制的方法完全与军人组织的精神相同。我们讲‘统制’，就是要使全国军事化”[62]。故在蒋的思想理念中，没有政治动员，只有军事化控制。他认为，在人类社会古往今来的各种组织中，最合理、最严密、最有效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统制。与军事统制相比，政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显得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在蒋介石的观念中，几乎没有为政党扮演建设性的角色提供一定的组织空间。蒋在对军人和军治作用极度放大的同时，对党人和党治的作用表现出轻忽的态度。同对军队的高度重视形成对照，蒋对党务明显轻忽。与连篇累牍的军事言论相比，蒋所发表的党务言论大约仅占其言论总数的5%。尤其在战前数年间，蒋几乎没有对党务发表过什么建设性言论。蒋在为数不多的论党言说中，毫不掩饰他对国民党党员和党组织的失望和鄙视，这与他对军人尚武美德的极力称赞恰成鲜明对比。
1703015717
1703015718
蒋介石重军轻党的原因是复杂的。自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之间为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展开了相当长时间的明争暗斗。在这场争斗中，蒋主要控扼军权，而胡、汪则力图以党权相颉颃。在一段时期里，蒋视党权为他扩张军权的障碍。在南京政权初建的三四年间，奉汪精卫为领袖的改组派在国民党地方组织和中下层党员中一度拥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1931年、1932年之交，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他在其个人日记中总结下野的教训之一，即为“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换言之，直到1930年代初，蒋尚不认为国民党的各级党组织真正效忠于他。在蒋的一生中，他最为倚赖的权势资源是军队。自北伐以来，蒋深深体会到枪杆子的威力远胜过软弱涣散的党组织。无论是“清党”反共，还是与党内敌对势力交锋，蒋都最终依恃武力取胜。
1703015719
1703015720
在重军轻党思想主导下，蒋不仅把军队作为“安内攘外”的工具，也将军事将领和军事组织扩展到地方行政的前沿，用作政治控制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力量。蒋除了将一批军人安置在省一级主政外，在省以下地方政权中，蒋也喜以军人作为地方政治经济的直接管理者。最显明的表现是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因应“剿共”军事而产生，最初主要推行于豫鄂皖三省，随后，蒋将之推及全国。与这个时期省级主政者一样，行政督察专员的人选亦以军人为主。[63]以湖北为例，该省1932～1949年先后任命过71位专员，内中有53位是军人，占全数的75%。[64]军人成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地方政治的主导群体。军人治政蔚为时尚。蒋在战前甚至打算授予全国所有县长以军事头衔，最终因故未能付诸实施。战前长江中下游各省县长的出身显示，军人出身的县长约占10%～30%。抗战时期，战区县长要求以“富有军事学识及县政经验之干员充任为原则”，军人出身的比例增大，一般在30%～40%。[65]
1703015721
1703015722
社会军事化
1703015723
1703015724
蒋介石在推进地方政治军事化的同时，也着力推进社会军事化进程。社会军事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703015725
1703015726
一是保甲制度的推行。保甲制度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其雏形可推溯到北宋，明清两代进一步完备。蒋介石推行保甲制度，始于1932年，最初试行于“剿匪”省份，1934年下令推广于全国。蒋认为，保甲制度的长处，在于“照军事组织以组织社会”。所谓十户一甲，十甲一保，联保连坐，完全是一种“军事部勒”。
1703015727
1703015728
二是新生活运动的开展。蒋介石在“剿匪”战事倥偬之际，发起一场似乎以恢复旧道德为中心的新生活运动。如果孤立地看，简直匪夷所思。实际上，这场运动是蒋介石军治理念在社会组织层面的具体实践，与保甲制度同为蒋介石推行社会军事化的重要步骤。蒋在讲解《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时明白指出：“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66]可见，社会军事化是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出发点。
1703015729
1703015730
在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的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军治实际上取代了党治。1930年，《大公报》张季鸾曾深有感慨地说：
1703015731
1703015732
现在状况，政界固不堪，军界殆尤甚，且时局递演之结果，权力中心，皆集中于军，今人民已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社会所注意，报纸所纪载，世界所研究，政府所筹划者，皆为关于若干军人之事。此情形已仿佛北洋时代之旧观，绝非三民主义训政下应有之现象。[67]
1703015733
1703015734
人民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正是党权衰微，军权膨胀的写照。自晚清以来，军人集团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民国成立，军焰熏天”，是民国初年的一种写照。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一个基本出发点即欲提高党权，强化党力，以图制服军权，扭转“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的局面。但孙中山过早去世，北伐又过早举行，蒋介石借军坐大。军人持权的局面很快又复旧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军人的地位如日中天。军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群体。影响所及，在一些地方，“凡拥有枪杆数百杆者，即称司令；仅募徒手数十人者，亦称官长。是以所谓司令者，到处皆是。彼此各据一方，凡地方财政赋税收入，截不解省”。[68]
1703015735
1703015736
在军人势力膨胀之下，“党权高于一切”实际成了一句空话。南京政权初期，蒋介石手下一名旅长公然声称：“吾不知何谓党权高于一切，吾只知有万能之枪杆。”[69]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谈到他有一次与白崇禧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的情形。白崇禧认为，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不过“贴标语，叫口号”而已，无足轻重。“天下事都可以武力了之”，“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70]军人骄横之态跃然可见。其时蒋介石自己亦承认：
1703015737
1703015738
近来最可悲的现象，为一般皆不知尊重党。武装同志之间，亦有忸于一时感想，视党务为赘瘤，甚至对党有反对之表示。当政治责任者，不知不觉之间，不免流露对党的厌恶之心理，且以党比拟于昔时之国会，颇有敝履弃之之概，亦有以为吾侪只要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但不必一定需要党。[71]
1703015739
1703015740
“武装同志”视党如赘瘤，弃之若敝履，正是北伐完成后党军关系的写照。古今中外，最难以驾驭的统治机器莫过于军队。当国民党以党治军之制废弃后，党军关系迅速发生逆转。取而代之的是以军治党。其时胡适即观察到：“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72]
1703015741
1703015742
论者有谓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标志着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的开端。但国民党所确立的党治模式，既非西方议会政党政治体制，亦非苏俄政党政治体制，而是在借鉴苏俄党治体制的基础上经过一番改造后所确立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变体”。它在结构形式上仿拟苏俄一党专政，而其内涵则融入了蒋介石的军治理念，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军事独裁相整合的体制。由于它是一种独具国民党特色的政治“变体”，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对国民党政权应归属于哪一类政体模式，尚存争议。有的称之为“精英式政权”，有的称之为“多元化政权”，还有的认为它属于“专制协合政权”。[73]实际上将其归入哪一类都有些勉强。一党专政虽然是国民党政权最显明的特征，但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的强势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实际支撑力量主要不是松弛涣散的各级党务组织，而是军人和武力。
1703015743
1703015744
[1]1926年12月，一位留法学生致胡适函：“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袁昌英致胡适函（1926年1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第412～413页。
1703015745
1703015746
[2]《中央局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371～372页。
1703015747
1703015748
[3]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第171～172页。
1703015749
1703015750
[4]李芦洲编《国民政府的政绩》，天津庸报社，1936，第84页。
1703015751
1703015752
[5]《提案审查会审查报告》，《中央日报》1929年3月28日。
1703015753
1703015754
[6]《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89～90页；《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59页。
1703015755
1703015756
[7]张孝若致胡适函（1929年7月3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24页。
1703015757
1703015758
[8]毛健吾：《训政究竟应不应该结束》，《政治评论》第179号，1935年11月7日。
1703015759
1703015760
[9]徐公达：《关于政制问题质胡陈钱三先生》，《政治评论》第170号，1935年9月5日。
[
上一页 ]
[ :1.70301571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