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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的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军治实际上取代了党治。1930年，《大公报》张季鸾曾深有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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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状况，政界固不堪，军界殆尤甚，且时局递演之结果，权力中心，皆集中于军，今人民已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社会所注意，报纸所纪载，世界所研究，政府所筹划者，皆为关于若干军人之事。此情形已仿佛北洋时代之旧观，绝非三民主义训政下应有之现象。[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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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正是党权衰微，军权膨胀的写照。自晚清以来，军人集团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民国成立，军焰熏天”，是民国初年的一种写照。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一个基本出发点即欲提高党权，强化党力，以图制服军权，扭转“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的局面。但孙中山过早去世，北伐又过早举行，蒋介石借军坐大。军人持权的局面很快又复旧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军人的地位如日中天。军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群体。影响所及，在一些地方，“凡拥有枪杆数百杆者，即称司令；仅募徒手数十人者，亦称官长。是以所谓司令者，到处皆是。彼此各据一方，凡地方财政赋税收入，截不解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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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人势力膨胀之下，“党权高于一切”实际成了一句空话。南京政权初期，蒋介石手下一名旅长公然声称：“吾不知何谓党权高于一切，吾只知有万能之枪杆。”[69]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谈到他有一次与白崇禧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的情形。白崇禧认为，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不过“贴标语，叫口号”而已，无足轻重。“天下事都可以武力了之”，“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70]军人骄横之态跃然可见。其时蒋介石自己亦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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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最可悲的现象，为一般皆不知尊重党。武装同志之间，亦有忸于一时感想，视党务为赘瘤，甚至对党有反对之表示。当政治责任者，不知不觉之间，不免流露对党的厌恶之心理，且以党比拟于昔时之国会，颇有敝履弃之之概，亦有以为吾侪只要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但不必一定需要党。[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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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同志”视党如赘瘤，弃之若敝履，正是北伐完成后党军关系的写照。古今中外，最难以驾驭的统治机器莫过于军队。当国民党以党治军之制废弃后，党军关系迅速发生逆转。取而代之的是以军治党。其时胡适即观察到：“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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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有谓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标志着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的开端。但国民党所确立的党治模式，既非西方议会政党政治体制，亦非苏俄政党政治体制，而是在借鉴苏俄党治体制的基础上经过一番改造后所确立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变体”。它在结构形式上仿拟苏俄一党专政，而其内涵则融入了蒋介石的军治理念，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军事独裁相整合的体制。由于它是一种独具国民党特色的政治“变体”，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对国民党政权应归属于哪一类政体模式，尚存争议。有的称之为“精英式政权”，有的称之为“多元化政权”，还有的认为它属于“专制协合政权”。[73]实际上将其归入哪一类都有些勉强。一党专政虽然是国民党政权最显明的特征，但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的强势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实际支撑力量主要不是松弛涣散的各级党务组织，而是军人和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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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6年12月，一位留法学生致胡适函：“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袁昌英致胡适函（1926年1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第412～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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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局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371～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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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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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芦洲编《国民政府的政绩》，天津庸报社，1936，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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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案审查会审查报告》，《中央日报》192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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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89～90页；《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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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孝若致胡适函（1929年7月3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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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健吾：《训政究竟应不应该结束》，《政治评论》第179号，193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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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公达：《关于政制问题质胡陈钱三先生》，《政治评论》第170号，1935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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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新命：《强化党治与继续训政》，《文化建设月刊》第2卷第2期，193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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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厉生：《完成党的组织条件》，常乃德编《文武之时代性》，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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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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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南京）第1卷第12～13期，1935年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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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北伐时期国民党中政会的演变，参见拙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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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胡汉民言论集》第2集，三民公司，1928，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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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之迈：《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第2卷第4期，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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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南京）第1卷第12～13期，1935年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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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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