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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打击迫害县党部的事亦层出不穷。仅1929～1930年上海《民国日报》就连续报道了十多起地方军政人员摧残党务的事件。1929年，驻江苏东海县独立第四旅旅长谭曙卿擅捕该县党部执委，并将其中2人枪杀。这一事件激起全国各地党部的共愤。他们一致要求严惩凶手，提高党权。但蒋介石始则漠视，继又将凶手释放，令地方党务人员感到心寒气短，有的质问：“岂有鸟尽弓藏之意，不复使有党之存在耶？”有的深叹：“党务工作人员竟不能与一般民众同受司法上之保障，以此言党，党当痛哭！长此以往，若不设法制止，则党务工作人员势必人人自危……瞻念前途，不寒而栗！”[64]在地方党务人员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中央不得不下令地方政府和军队必须保证地方党务人员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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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与中央上层呈现判然不同的风貌。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双轨并行，互不统属。形式上，党政之间分工明确，平等制衡，互相监督，似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地方政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势资源互不相让，时起冲突。在这场权力竞争中，因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给地方政府主控，地方党部被置于次要和无足轻重的地位，最终沦为地方政府的附庸。中共有“党管干部”制度，而国民党没有。党部无法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从政党员睥睨党部，睥睨组织。党权在地方政权中因无所寄托而日趋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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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本来仿效苏俄党治模式，但苏俄党治自上而下贯彻到底，党权真正高于一切。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地方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之间在体制上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亦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试验。在取得政权之初，苏维埃政权网络几乎取代了党的组织网络，党机器一度趋于衰退。但1919年后，俄共重新调整地方党政关系体制，决定在地方一级，党对政府处于指导和监督地位。到1921年，地方党委书记已替代苏维埃主席成为地方上的最主要官员。从此，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党权对政权均处于绝对领导地位。[65]而国民党没有完全师承苏联的党政关系模式，尽管在名义上亦号称“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但在实践中，并非所有各级党部都在其相应级别上充当领导角色。党控制政府决策过程的程度随级别不同而呈现较大差异。在中央一级，党的精英不仅垄断了决策权，也垄断了执行其决策的关键职位；而在地方层级中，党的机关不能直接干预行政，更不能直接将他们的指令传达给政府部门去执行。党部机关只负责党内组织宣传事务。行政机关的党员干部往往不受党组织的约束。由此一来，党治在地方层级逐渐沦为一种虚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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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町英夫：《改组前后中国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台北《近代中国》第129期，199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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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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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第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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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第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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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惠芬：《北伐时期的政治分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纠葛》，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4期，19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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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第332～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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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成贵：《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略史》，陈本立主编《湖北历史文化论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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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对湖北省政府成立训令》，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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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怎样消弭各县的党政纠纷》，《江苏党务周刊》第4期，193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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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崇阳县之最低政纲》、《武昌县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6日、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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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2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6，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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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朴生：《现在本党最重要的问题》，《广州民国日报》193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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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县市党部与县市政府关系》，《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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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74～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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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786页；鲁学瀛：《论党政关系》，《行政研究》第2卷第6期，193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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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胡汉民言论集》第2集，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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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之迈：《中国政府》第3册，商务印书馆，1946，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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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指令浙江省执行委员会》，《中央党务月刊》第16期，1929年10月；《支那中央政况关系杂纂——国民党关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档案号：A/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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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分区视察办法》，《中央党务月刊》第30期，193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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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党务消息》，《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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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市党部监督市政府办法》，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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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解释以党治国之意义并确定以党治国之方式案》，彭学沛：《党和政府的关系》、《训政时期党与政府工作之规定案》，分别见《中央日报》1928年7月31日、8月6日、8月10日；《指令浙江省执行委员会》，《中央党务月刊》第55期，1933年2月；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6，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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